中国日本两大邻国的关系历来非常重要，当今尤为重要。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远超双边范畴，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两国的发展，也对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全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日关系发展的如何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始，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就一直重视中日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在中日关系上高瞻远瞩，走出了一条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发展的路子。以习近平主席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在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中日友好关系的道路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正在为中日关系开辟出新的空间，提升到新的高度。
一、新中国在中日关系指导思想上的发展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的指导思想始终立足时代背景、国家利益与地区和平需求，在坚守核心原则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兼具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发展脉络，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建国初期至邦交正常化前：奠定“区分开来”与民间先行的基础框架（1949-1972年）
这一阶段的核心指导思想是“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即把广大日本人民与少数军国主义者、日本政府反华决策者与可团结的政要、日本与在日驻军的美国区分开来。面对战后日本的特殊处境，新中国摒弃“一刀切”认知，既坚决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和美国在日驻军的霸权行径，又秉持平等互利原则争取改善双边关系，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搭建交流桥梁。新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善意，帮助百万日侨返乡、抚育日本战争遗孤，为打破官方隔绝状态、积累民间互信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后续邦交正常化埋下伏笔。
（二）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确立和平友好与务实合作的核心导向（1972-1991年）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中日关系指导思想迈入规范化阶段。核心原则集中体现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通过联合声明等文件明确历史认知、台湾地位等重大原则问题的处理准则，筑牢双边关系政治根基。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务实性，中国积极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经验，推动双方在贸易、投资、政府援助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日本成为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同时，结合“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构想，中日在应对苏联霸权扩张等问题上形成默契，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三）冷战后至21世纪初：深化战略互惠与分歧管控的双重维度（1991-2012年）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日关系指导思想聚焦“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定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指导思想更加强调利益融合，推动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形成深度绑定的经济共同体。同时，针对历史认知、领土争议等分歧凸显的现实，指导思想明确了“妥善管控分歧”的重要原则，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而非对抗的方式处理矛盾，避免分歧扩大化、政治化。这一阶段，中日四个政治文件逐步完善，成为规范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确保中日关系在波动中不偏离和平合作的主方向。
（四）新时代以来：构建契合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关系（2012年至今）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与地区形势的复杂演变，中日关系指导思想升级为“坚守政治基础、深化互利合作、管控风险挑战、拓展全球协作”的四维框架。核心要义是坚定维护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明确“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定位，反对背离历史承诺和干涉内政的行为。在合作维度，聚焦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等新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契合中国高质量发展与日本经济复苏的共同需求；在分歧管控上，强调划清底线红线，坚决反对历史修正主义、“台独”分裂等破坏双边关系的行径，同时欢迎日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摆脱外部势力干扰。此外，指导思想还拓展了全球治理维度，推动中日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应对核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开展协作，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始终坚持正确历史观，敦促日方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时着眼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政策，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得到了两国人民的广泛认同。
总的看，新中国中日关系指导思想的发展，本质上是一部“坚守初心、因时制宜、守正创新”的演进史。从最初的民间破冰到制度化合作，从经济互补到战略协作，核心始终围绕“和平、友好、合作”的主线，而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则是贯穿始终的“定海神针”。当前，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这一指导思想正朝着更具包容性、前瞻性的方向完善，既坚持底线思维守护核心利益，又以开放姿态拓展合作空间，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供了清晰指引。
新中国在中日关系指导思想上的发展与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高瞻远瞩与政治智慧。在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奠定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在新时代提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强调要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传承友好传统，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健康发展。这一系列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坚定决心。
二、毛泽东关于中日关系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中日关系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日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一起，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标志着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对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贡献贯穿抗战时期与战后阶段，既为抗战胜利筑牢根基，也为战后中日关系缓和与推进埋下关键伏笔：
（一）奠定全民族抗敌基础，为中日关系拨乱反正创造前提：毛泽东最早推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瓦窑堡会议后系统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还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同时制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方针，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坚守合作底线，凝聚全民族力量赢得抗战胜利，也唯有彻底粉碎日本侵略，才可具备后续正常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
毛泽东最早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决胜思想。在《论持久战》中，他明确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日本的决死之战，指出日本强但战争退步、人力物力不足且失道寡助，中国弱但战争正义、国土辽阔且得道多助，进而确立持久战总方针，还科学预见战争会经历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
毛泽东深刻剖析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他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日本因自身帝国主义属性，发动的战争具有退步性与野蛮性。这种侵略战争会让日本陷入国内阶级对立、中日民族对立、与世界多数国家对立的困境，且日本作为小国，人力、军力等资源有限，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消耗，在国际上也终将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
毛泽东客观地看待日本的强弱两面性，辩证地指出了日本存在“三强三弱”的特点，“三强”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较强，这也是其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基础；“三弱”则是战争非正义、资源匮乏、国际孤立，而这些弱点会随着战争推进逐渐暴露，最终决定其必然失败。
毛泽东倡导多维统一战线理念，一方面推动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联合全民族除汉奸外的所有力量共同抗敌；另一方面提出构建国际、日本内部等多维度反侵略统一战线，认为日本有大量民众反对侵略，可联合他们形成反战统一战线，同时争取英美苏等国对中国抗日的同情与支持。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明确了对日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包括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等被侵占领土、撤退驻华北军队等，坚决反对任何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强调只有日本放弃侵略，才具备和平谈判的可能。
（二）确立“区分开来”核心原则，为战后对日施策定调：区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该由少数军国主义者承担，而非日本全体人民。战后他多次强调日本是伟大的民族，还提到日本能在几十年内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主张谅解日本人民，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基于毛泽东提出的区分日本广大人民与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日本政府中反华决策者和可争取的政要等三大“区分开来”原则，中国对日本战俘开展教育改造，协助百万日侨返乡，还抚养日本战争遗孤，这一原则化解了中日民间的部分对立情绪，为战后中日民间友好奠定了基础，成为战后中国处理对日关系的核心思想依据。
（三）指引民间外交路径，铺垫邦交正常化基石：毛泽东强调日本应当正确对待历史，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两国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妨碍相互尊重，还表达了去日本传递中国人民友谊的意愿，为战后中日关系缓和与民间交流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思想成为对日方针的重要指引。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会见日本友好人士与代表团，带动中日民间在多领域展开交流互动。这种民间层面的频繁往来，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积累了深厚的民间基础与良好氛围。
（四）明确对日战略方针，规避关系发展误区：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清晰剖析日本侵略战争的短板，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提供科学军事指引；战后又明确反对美国在日建军事基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立场。这既守住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引导中日关系朝着和平、平等的方向发展，避免其沦为大国博弈的附属品。毛泽东强调必须警惕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认为这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威胁。他主张日本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再重蹈侵略战争的覆辙。
抗战时期，毛泽东强调中国人民要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出了“敌人越强大，我们越要自强”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与日本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一贯立场。毛泽东关于中日关系的这些指导思想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对后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指导思想
习近平主席关于中日关系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原则，主张中日两国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日本建立和谐稳定的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主席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全面、辩证的看法，既高度重视两国合作共赢的巨大潜力，也明确关切影响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习近平主席通过高层引领、定调原则、拓展合作、推动民心相通等诸多举措，为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筑牢根基、指明方向，作出了诸多重大贡献。
（一）筑牢政治根基，把控关系方向
习近平主席对中日两国关系有着明确的战略定位：中日是重要近邻，两国关系对地区乃至全球都具有超越双边的意义，应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习近平主席始终强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在多次会见日本首相时，反复重申要恪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等共识，坚守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并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这体现了对两国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继承。明确要求日方恪守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的承诺。同时提出通过对话而非对抗妥善管控领土争议、历史认知等分歧，避免分歧扩大化，为中日关系避免偏离正轨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拓宽合作领域，激活互惠动能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日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认为中国的发展为日本带来了重要机遇，指出"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将给日本等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双方应深化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增进理解。习近平主席对中日合作共赢始终予以积极展望，认为双方经济利益深度交融，应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拓展人文、经济、全球治理等多领域合作。习近平主席积极推动中日深化多领域互利合作，指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十五五”蓝图等为两国合作开辟广阔空间。倡导双方在各个领域加强协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契合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也为日本经济注入新活力，让中日经济利益融合的成果得到守护。
（三）推动民心相通，夯实友好根基
习近平主席重视民间交流对中日关系的支撑作用，强调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在他的引领下，中日民间交流加速回暖，两国举办了中日文化旅游交流会、青少年交往等多场活动；中国实施的30天免签政策也激发了双方旅游热情，同时他还倡导持续拓展人文和地方交流，助力改善两国民众彼此的好感度，为两国关系发展凝聚民间力量。
（四）引领多边协作，共护地区稳定
面对复杂的亚太局势，习近平主席倡导中日秉持睦邻友好等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应对全球性危机等议题上加强协作。习近平主席还倡导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为中日关系在地区与全球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主席还强调中日两国共同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以合作对冲地缘政治干扰，这不仅利于中日关系，也为整个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五）中日关系必须守住的底线：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
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等重大原则问题关乎两国关系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必须恪守信义，确保中日关系的基础不受损、不动摇。
总的看，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关系的指导思想上既高瞻远瞩又立足现实。他既清晰地描绘了合作共赢的巨大机遇和广阔前景，也坚定地指明了必须共同维护的政治基础与原则。这种平衡、全面的视角，为新时代理解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四、习近平对毛泽东关于中日关系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和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的指导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处理对日事务的智慧结晶。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战略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国内外形势，进一步推动了中日关系理念的创新发展。
（一）继承方面
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的指导思想，在多个核心层面继承了毛泽东的关于中日关系的相关思想，核心要点如下：
1.继承“区分开来”的辩证认知原则：毛泽东提出把广大日本人民与少数军国主义者等区分开的原则，中国当年也以德报怨帮助日侨返日、抚育日本战争遗孤。习近平的对日思想延续了这一辩证思维，既明确反对歪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也认可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主张团结日本国内有正义良知的力量，推动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
2.继承民间先行、筑牢友好根基的理念：毛泽东时期确立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通过民间交流铺垫中日关系基础。习近平高度重视民间交流的作用，强调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鼓励两国各界人士尤其是年轻一代投身友好事业，通过播撒友谊种子让两国人民友好世代延续，与毛泽东时期依靠民间力量撬动双边关系的思路一脉相承。
3.继承以和平为核心的发展导向：毛泽东晚年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构想，意在团结包括日本在内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扩张，可见和平是其对日思想的重要底色。习近平多次强调中日一衣带水，和平友好是两国关系主旋律，主张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共促和平发展，同时以史为鉴维护和平，这与毛泽东时期追求中日和平相处、助力地区与世界和平的核心导向相契合。
（二）发展方面：
毛泽东关于中日关系的指导思想以区分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者、以持久战赢得抗战胜利等为核心，习近平立足新时代国际格局，在继承毛泽东对日核心思想的基础上，从关系定位、合作维度、相处路径等方面进一步发展，推动中日关系指导思想更契合当下双边与全球需求，具体如下：
1.关系定位从历史博弈转向新时代战略互惠：毛泽东时期为应对日本侵略，核心是区分少数军国主义者与广大日本人民，聚焦民族独立的抗争目标。习近平则锚定和平发展时代主题，将“战略互惠关系”深化为中日关系核心定位，强调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提出构建契合新时代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明确“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让双边关系从历史恩怨的牵绊转向互利共赢的长期协作。
2.互动维度从基础沟通拓展为多领域深度协作：毛泽东时期中日互动集中于区分敌对与友好力量、争取国际支持等抗战相关方向，人文与经济互动极少。习近平将合作拓展至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多个前沿领域，同时倡导深化政府、政党及地方层面的人文交流，还推动两国在多边框架下协作应对全球性课题，让中日合作从单一维度升级为覆盖经济、人文、全球治理的全方位体系。
3.分歧管控从原则坚守升级为系统化解机制：毛泽东在中日关系上的原则坚守集中于反对侵略、维护民族主权。习近平则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分歧管控路径，既强调正视历史，弘扬“村山谈话”反省侵略的精神，恪守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的共识；又倡导“着眼大局、求同存异”，通过各层次坦诚对话增进互信，避免分歧定义两国关系，为复杂国际形势下稳定中日关系提供了可行的实践方案。
在战略定位方面，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论，将日本视为可争取的"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以分化美日同盟，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习近平从"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出发，定位中日关系，视野更为宏大，强调让中国发展与世界机遇互为联动。
在基本方针方面，毛泽东确立了"两个区分"方针（将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者区分开，将政府决策者与普通官员区分开），奠定了争取日本人民的基础。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两分论"，继续团结日本广大民众，同时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原则问题绝不让步。
在关系基础方面，毛泽东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积累友好力量，并提出"政治三原则"为复交划定底线。习近平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同时强调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在路径选择方面，毛泽东采取"民间外交"积累善意、创造条件，最终以《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习近平在坚守原则的同时，明确朝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进行引领和推动。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对日政策的核心目标一以贯之：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和平发展环境，实现与日本的长期友好共存。毛泽东的思想为中日关系破冰、实现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习近平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这些思想，其战略更具全球视野，立场更坚定，同时又倡导以合作共赢面向未来。可以说，从"争取中间地带"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从"民间先行"到"官民并举、合作共赢"，新中国的对日外交思想始终与时俱进，但其争取日本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精神内核始终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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