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必须统筹“扎根中国”与“放眼世界”。战略层面，要把教育置于民族复兴全局与国际竞争格局双重坐标：以中华文明为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同时以全球为镜，主动对接国际教育规则，在课程、治理、评价等关键环节吸收英美等国可复制的制度创新，以制度型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形成“中国方案”与“世界经验”良性互动，最终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输出中国标准、中国智慧，增强国家软实力与人才竞争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持续的人才和知识支撑。
笔者有幸在英美长期学习和工作，循迹研究英美教育强国百年演进，亲历1990年代“英国首相国际教育倡议（PMI）”两期计划，嵌入英-美-中三边合作网络，见证布莱尔政府以“第三条道路”重构教育-经济-社会三元协同，确立人力资本为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多元化教育战略。特别是经历了布莱尔政府的“教育强国战略”以“第三条道路”为理念框架，把教育现代化视为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本文将从战略视角、历史纵深对标英美经验的六个维度，介绍英美教育强国发展路径，助力中国教育强国建设。
一．英国高等教育变迁：从精英，到大众化，再到全球化（古典-红砖-平板玻璃的三次跃迁启示）
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牛津与剑桥为代表的古典精英教育开始，自中世纪以教皇特许状与皇家宪章确立“学术自治-国家承认”二元合法性，奠定了英国大学制度原型；到19世纪工业革命催生“红砖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伯明翰大学等)，其成立依赖地方市政公债与公司资本，首次将大学章程嵌入《市政公司法》框架，实现教会特许-地方立法-产业资金的柔性转换；
在1950年代之前，英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精英重构”阶段，牛津和剑桥等传统大学与新兴的世俗城市大学并存，后者更注重应用型课程并与工业界建立了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的出现标志着公立大学理念的萌芽。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民主重构”时期，高等教育体系因人口增长和技术经济需求而大幅扩张，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1962年的《罗宾斯报告》提出“凡有能力者皆可接受高等教育”，同时要求大规模提升大学生入学比例。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在《罗宾斯报告》的推动下，从1962年起基本实现了免费。与此同时英国产生了新型的“平板玻璃大学”（plateglassuniversity）。平板玻璃大学以其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平板玻璃幕墙和混凝土框架）与古典大学的石砌哥特建筑和红砖大学的维多利亚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要目的在于打破牛剑的精英教育模式，提供面向大众的现代学科与教育，代表学校包括沃里克、约克，东英吉利大学等。新型大学的诞生不仅提升了教育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也加强了对理工科和科技学科与研究的布局，为英国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提供创新源泉和动力。
英国传统的古典大学以神学与古典学维系精英网络，与城市商业行会呈松散耦合关系；红砖大学将机械、冶金、纺织等学科实验室嵌入曼彻斯特、利兹等工业城市，形成知识-技术-生产的第一次螺旋；平板玻璃大学则创设跨学科研究中心（如沃里克的制造业政策研究中心），同时毗邻科技园与金融区，实现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创意产业与城市更新的第二次螺旋。数据表明，平板玻璃大学周边高技术企业密度在25年内增长6.7倍，专利引用占城市总量43%。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英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经济和社会重构”阶段，这主要受到撒切尔政府市场化理念的影响。大学面临减少政府拨款的压力，并被鼓励自行筹集资金。1992年的《继续和高等教育法案》赋予了理工学院大学地位，进一步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1997年的《迪林报告》首次建议征收学费，随后1998年的《教学和高等教育法案》正式引入了学费，并在此后大幅提高，这被视为一项“激进的创新”，改变了大学的传统公共产品属性。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扩大国际招生和吸引国际人才和师资，提升英国高等教育的世界影响力，从而打造英国的创新全球教育中心的引领地位。
二．美国：治理集中与去中心化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是公立和私立机构并存。早期的私立大学由宗教组织和私人捐助者建立。20世纪，美国继续发展州立公立大学体系，并扩大私立学院的规模。1944年的《军人再适应法案》，俗称《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Bill），具有变革性意义。它为退伍军人提供学费、生活津贴、书籍和用品，使近800万退伍军人得以进入大学。这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因为在二战前，大学教育主要为精英阶层保留，该法案推动了社会向上流动。冷战时期进一步影响了高等教育：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案》吸引学生进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
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进一步扩大了入学机会，并确立了联邦政府在学生财政援助中的先例。然而，有评论指出，该法案通过设立“担保学生贷款计划”，避免了直接的联邦拨款，本可以降低学费成本，反而将负担转嫁给了学生和家长。这种对贷款的强调，虽然在数量上扩大了入学机会，却直接导致了巨额学生债务危机，到2022年1月，约4340万美国人背负着1.75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平均每位学生超过4万美元。这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虽然该模式成功实现了大众化，但其代价是将巨大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个人学生，从而造成了系统性的负担能力挑战，削弱了广泛入学的承诺。
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资助方面“主要侧重于学生而非机构投资”，并且明确指出联邦政府“不向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大量一般性拨款”。这与英国历史上（甚至目前，尽管有所减少）对大学直接整体拨款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资助理念的根本差异影响了机构的自主权、战略规划以及大学的整体财务稳定性，因为美国机构必须在州、地方、私人和学生来源的复杂收入网络中运作，而不是依赖集中的核心拨款。
三．英美高等教育演变比较
英国和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演变中，尽管都实现了大众化，但其路径和策略存在显著差异。
治理的集中化与去中心化
英国体系，尽管近期经历了市场化，但其历史发展一直受到更为集中的国家政策和报告（如《罗宾斯报告》、《迪林报告》）以及国家立法（如1992年法案）的影响，这些政策和立法规定了整个体系的扩张和资金转移。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的废除进一步巩固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控制。这种集中化的政策结构使得英国能够迅速、自上而下地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实施大众化和后来的市场化政策。这种灵活性使得资金和目的的全国性转变得以快速实现。
相比之下，美国体系一直高度去中心化，公立大学系统在州层面拥有显著的自主权，并且拥有一个强大而多元化的私立部门。联邦政府的参与，尽管规模庞大，但主要集中在学生资助和研究拨款，而非直接的机构拨款。虽然这种去中心化的性质可能导致实现普遍入学所需的时间更长，但它也展现出一种不同的韧性。其分散的特性意味着，尽管学生债务等挑战普遍存在，但该系统不太容易受到自上而下统一施加的单一、激进的意识形态转变的影响，从而保持了更加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和机构使命。
大众化与入学机会的方法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两国都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英国通过建立新的大学和升级理工学院的“双轨制”，并在国家报告的指导下实现了这一目标。美国则通过赠地大学理念、具有变革意义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高等教育法案》实现了大众化，其中个人学生财政援助是实现入学机会的主要机制。
资金理念及其对公平性的影响
英国经历了从基本免费、国家资助的体系（1962-1990年代）到高收费、市场化模式（1998年后，特别是2010年后）的根本性转变，将沉重的财政负担直接转嫁给学生。这一转变引发了对加剧社会分化的担忧。
美国则保持了混合的资金模式（州拨款、私人捐赠、学费），其中联邦学生贷款在个人负担能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导致了普遍的学生债务危机，影响了公平性和毕业后的机会。这表明，尽管两国都实现了大众化，但其独特的资金模式导致了不同形式的不公平。
英国的市场化和高学费制度，可能导致进入顶尖机构的机会日益由财富决定，从而可能重新划分社会阶层。而美国模式，过度依赖学生贷款，则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普遍的债务负担，这不成比例地影响某些人口群体，并限制了他们毕业后的经济流动性，即使是那些获得了入学机会的学生也面临此困境。这凸显了仅凭大众化入学并不能保证公平的结果；根本的资金机制在塑造谁受益以及以何种代价受益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四．英美高等教育在实现国家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英国：知识经济引擎与创新商业化
英国高等教育部门是重要的经济贡献者。每投入1英镑公共资金，就能为经济带来14英镑的回报。在2021-22学年，英国高等教育部门对英国经济的总经济影响超过2650亿英镑。这包括来自研究和知识交流的630亿英镑、教学和学习的950亿英镑、教育出口的370亿英镑以及大学支出的700亿英镑。英国毕业生为国库带来可观的收益；平均而言，每位拥有全日制本科学位的英国毕业生比未上大学的人多创造75,000英镑的额外收益。该部门的经济产出估计为1160亿英镑，支持了768,000个全职工作岗位，并贡献了710亿英镑的国内生产总值（GVA）。这包括直接影响以及间接和派生影响，惠及房地产、服务、交通和生产等多个行业。
研究与知识交流
英国大学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超过80%被认为是世界领先或国际优秀水平。每投入1英镑公共研究资金，英国高等教育部门通过其研究和知识交流活动就能产生9.90英镑的收益。高等教育研究的总经济影响超过540亿英镑，其中包括私营部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400亿英镑。商业化是大学将研究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关键过程。这通过合同研究（例如2020-21学年达到14亿英镑）和非合同研究实现。衍生公司是重要的机制：2020-21学年，近2,500家活跃的大学衍生公司和社会企业雇佣了超过40,000人，创造了约85亿英镑的营业额。例如，南安普顿大学自2000年以来已成功衍生出13家公司，其中4家已在伦敦另类投资市场（AIM）上市。大学还参与知识产权许可；2020-21学年，有24,552个活跃的软件许可和16,695个其他非软件知识产权许可。
美国：产学研三螺旋催化创新与区域增长
产学研深度合作。美国大学在工业研究和技术转移方面历史悠久，尤其是早期在制药和化学领域推动了工业实验室建设。它们通过合作研究、人员交流等方式促进创新，例如麻省理工学院与标准石油公司的专利合作。1912年成立的ResearchCorporation专注于学术发明专利管理，但1980年前联邦政府对公共资助研究的专利许可率低。许多大学曾避免直接商业化，瓦内瓦·布什1945年报告推动了联邦资金支持及相关科研机构设立。
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同时也是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在创新较弱地区贡献显著，部分院校占当地专利和新发明家的比例较高。顶尖大学具有主导作用，2016至2020年间，50所高校培养了逾54%的STEM博士并获得约68%的大学专利。
硅谷范式。斯坦福大学推动了硅谷的发展。二战后，教务长特曼鼓励工程师创业，1951年创办了世界首个大学研究园，并积极争取政府研究资金，这些都促进了本地创新。美国大学将商业化融入博士培养，为学生提供研究和创业指导。如麻省理工学院拥有大量专利，体现了其创新精神。大学通过输出专业人才和新技术，助力周边企业与经济增长。
五．英美高等教育对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的贡献
英国：“教育出口”与软实力输出
英国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学生目的地，受欢迎程度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2023-24学年，英国有732,285名海外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3%。尽管比上一年的历史最高纪录略有下降，但这一数字仍是历史第二高。主要生源国有所变化，2023-24学年印度以107,500名学生位居第一，超过了中国的98,400名。尼日利亚的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加。国际学生对英国经济贡献巨大。2021-22学年第一批国际学生的净经济影响估计在其学习期间达到374亿英镑，效益成本比为9.4。这一影响在2018-19至2021-22年间实际增长了33%。国际学生的学费占英国大学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英国政府明确提出目标，到2030年将教育出口价值提高到每年350亿英镑，并每年接收60万国际学生（这一目标已于2020-21学年实现）。为吸引和留住人才，2021年7月推出了“毕业生路线”（毕业后工作签证），允许国际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在英国停留两年。2022年，创纪录的73,000名前学生通过此途径延长了签证。英国政府明确的“教育出口”目标和国际学生数量目标，以及毕业生路线签证的引入，都表明英国正在实施一项深思熟虑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将高等教育作为直接的经济资产和软实力工具加以利用。
英国文化协会自1934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广英国教育和文化的国际化。其主要工作包括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英语教学和英国学术、维护海外图书馆和文化中心、促进专业交流，以及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此外，该协会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建，并通过建立全球校友网络，增强了英国高等教育的软实力。这些举措提升了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联系。此外，国际学生在英国学习有助于增强英国的“软实力”。自2017年以来，全球39%的国家至少有一位高层领导人在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有利于促进长期的社会、政治和贸易关系。
美国：吸引人才与战略外交
美国一直是国际学生的热门留学目的地。2023-24学年，美国招收了超过110万国际学生，占全球16%，但这一比例较十年前下降，原因包括学费上涨、其他国家教育机会增加、签证问题及疫情影响。尽管如此，美国凭借领先的科研环境和多样化的学术氛围，依然具有强大的国际吸引力。
过去70年，美国国际学生人数大幅增长，从1949-1950学年的2.6万增至2023-2024学年的110多万，另有1.8万国际学生通过线上学习美国学位。国际学生占总学生数的比例也由1%升至近6%，但仍低于加拿大（38%）、澳大利亚（31%）和英国（27%）。2023-2024学年，印度首次成为最大生源国，占比29%。疫情后，中国学生减少，而印度及其他国家学生增加。
总之，英美在利用国际学生实现国家目标方面有不同策略：英国偏重“出口”模式，美国注重“吸引”人才，这反映了两国治理和经济理念的差异。双方都通过国际校友提升软实力。英国高教体系适应性强，但市场化影响公平性；美国多元且去中心化，重视创新，但学生资金压力大。理解这些差异对制定未来政策很重要，两国需在全球竞争下平衡教育的可及性、公平与质量。
六．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转型和人工智能时代终身学习的挑战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疫情的冲击迫使英美两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转向在线和混合学习模式，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几乎在一夜之间重塑了教学、学习和评估的方式。教育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速迭代升级也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强大的助推器。而英美和西方等国家也相继出台政策和措施来应对在数字教育转型中遇到的各种严峻挑战。
英国率先行动：QAA与OFS同年即护航线上质量，并向创新模式开放学位授予通道；2025年《人工智能机遇计划》锁定AI红利，2026年“终身学习权”将以微证书对接劳动力新技能。美国同步布局：教育部把数字转型列为2022-2026财年跨领域优先；2024年《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为K-20一体制定数字素养、隐私及安全框架；佛罗里达州更以“2025在线教育战略”扩容学位入口。
然而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数字教育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包括基础数字素养的培训，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转型，传统学术诚信模式，伦理考量和数据隐私的冲击以及AI时代对于“教”与“学”的重新定义，以及数字转型背后的资本运作模式和财政压力。
扎根中国与贡献世界的教育强国之路
教育体制多元化与理念融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日益多元，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全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早期留学生带回专业知识与现代大学理念，推动批判性思维、博雅教育等西方范式与中国传统结合，跨学科、项目制教学与新评价标准逐步取代传统模式。科研方面，借鉴国际经验改革课题管理，提高资源配置与绩效激励，推动成果转化，但仍需重塑学术文化，鼓励长期创新，建立开放合作生态。
国际交流合作与战略演进。近30年来，中英教育与科技合作不断深化，通过“中英联合科学基金”“中英教育伙伴关系计划”等项目，搭建大学合作桥梁，推动教育与科技合作。中国“教育振兴”战略从1995年“211工程”学科布局优化、1998年“985工程”研究型大学集群塑造，到2015年“双一流”建设动态治理升级，体现了以教育现代化驱动创新发展的战略意志。
AI时代教育转型与国际传播。AI时代推动人机协作与能力复合化，教师成为创新陪伴者，学生需具备技术、人文与数据素养。随着国家实力提升，教育交流从单向“走出去”转向双向对话，中外合作与国际汉语教育蓬勃发展，但也面临文化偏见、政治疑虑等挑战。中国需增强国际叙事能力，让“中国教育故事”更可信、更友好，提升学术软实力。
借鉴英美建设教育强国经验，助力中国教育强国建设
在当今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不仅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这为中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战略高度审视，中国高等教育迈向强国之路，需聚焦三大核心要点。
其一，融合借鉴与自主创新：中国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如教育公平、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制约着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因此，必须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学术活力与创新潜力。这不仅是解决当前问题的迫切需要，更是适应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通过改革与创新，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公平和面向未来的学习生态系统，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其二，构建双向循环国际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国际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竞争力。中国高等教育应积极借鉴英美等教育强国的经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真正的跨文化理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展现中国教育的独特价值和贡献。同时，通过国际合作，汇聚全球人才与知识，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其三，战略引领与文明贡献。中国教育不仅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更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已经开始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智慧，如慕课数量与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惠及众多国家。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应以教育强国战略为引领，培育新质生产力，汇聚全球资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教育版图上书写更加壮丽的东方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教育的战略引领力与文明贡献度。
结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教育强国建设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基座，也是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习主席提出的“扎根中国与放眼世界”的宏伟蓝图需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英美等教育强国的教育创新机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丰富的经验。然而，这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一场关乎文明根基，制度创新，教育创新以及全球教育治理的深刻变革。唯有创新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中国教育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特征和规律，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全球视野谋划未来，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阐释中国教育发展新篇章，展示东方智慧，贡献人类进步的教育强国时代华章。
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机构、行业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他山之石，终为砺我之玉。让我们携手共进，以教育强国战略为指引，不断探索创新，深化国际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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