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伊始，美国单边主义政策便已深刻重塑其与盟友间的传统关系，核心在于对联盟结构内主权交易的强制性再校准。美国不再视联盟为价值观的长期契约，而是赤裸裸地追求即时国家利益回报，迫使盟国痛苦地重估其主权成本与战略得失。本报告运用“不对称相互依赖”、“交易型安全保障”和“多边机制压力测试”等分析工具，揭示此转变的内在逻辑与深远影响。美国单边主义的系统性危害，已远超政策层面，它正侵蚀盟友对美国战略信誉和国际规则稳定性的基本信赖3，驱动盟友加速寻求战略自主和多元伙伴关系。
引言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宫，其所谓的“闪电退群”行动迅速搅乱全球格局。白宫方面接连签署退出《巴黎协定》的行政令，并指令削减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经费支持。美国作为WHO的最大出资国（约占16%-18%的预算），此举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造成了直接且具破坏性的冲击。随后，美国更悍然对盟友与对手发动无差别贸易战，清晰勾勒出其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强硬底色。
此系列单边行动，直指核心问题：在后疫情时代多重危机交织下，“美国优先”对既有联盟均势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创造性破坏”，摆脱其认定的国际规范束缚，为其后续更激进的单边和交易主义外交扫清障碍。这种“闪电战”本身即是对盟友的心理施压，迫使其在不确定中重新审视对美关系。这些行动不仅是政策宣示，更是宣告美国不受规则约束的决心，并为后续推行以美国利益为唯一依归的交易型政策奠基。这预示着美国与其盟友关系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和激烈利益博弈的新阶段。
理论框架：特朗普2.0主义与联盟经济学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展现的“主权优先”姿态及其“交易型多边主义”逻辑，可通过新古典现实主义深刻解读。该理论认为，国家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压力、国内政治因素及决策者认知三者复杂互动的产物。领导人认知在此扮演关键的“过滤透镜”角色。
“主权优先”首先源于特朗普特定的国内政治联盟，该联盟强调本土利益，质疑传统全球化与多边主义，认为其损害美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其次，特朗普深受“杰克逊主义”影响的个人认知——倾向单边行动和实力至上——强化了此姿态。在他看来，国际关系是零和博弈，美国应凭实力直接获取利益，不受规则或盟友牵绊。
“交易型多边主义”(TransactionalMultilateralism)成为理解特朗普行为模式的核心。与重视长期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制度自由主义(InstitutionalLiberalism)不同，“交易型多边主义”的本质是美国对多边机制的参与严格以即时、可量化的国家利益效用为前提。若机制不能带来直接回报，华盛顿则倾向于削弱、退出或改造之，服务于其单边目标。这并非完全摒弃多边形式，而是对其功能和目标的彻底重塑，优先短期、可量化的国家私利，严峻挑战传统多边主义的规范基础。
为系统分析此政策下美与其盟友的互动，引入以下核心概念：
?主权寻租(SovereigntyRent-Seeking):指国家（尤为弱势盟友）为获取特定利益，选择性让渡部分主权或默许主导国家干预，以换取“租金”（如安全保障、市场准入）的行为。
?退出杠杆(ExitLeverage):指国家以退出协定、组织或联盟承诺为威胁，作为谈判策略，迫使他方让步。特朗普政府频繁运用此杠杆，以期在与盟友博弈中占优。
?委托-代理困境中的“代理人懈怠”(Principal-AgentSlack):在联盟中，主导国（委托人）与盟国（代理人）间因利益不完全一致、信息不对称及监督控制困难，可能导致盟国行为偏离预期或未能尽责。特朗普对盟友“搭便车”的指责即反映此担忧。
欧洲：战略自主遭遇严峻压力测试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及其交易化取向，正对跨大西洋关系构成空前压力，尤其体现在欧洲战略自主的艰难探索上。欧洲盟友陷入“不对称相互依赖”：安全上，面对俄罗斯压力，欧洲仍需倚仗美国领导的北约；经济上，美欧既合作亦存摩擦。特朗普政府利用此不对称性，一方面模糊核心安全承诺，另一方面挥舞关税大棒，迫使欧洲在军费、市场等问题上让步，实质是诱导“主权寻租”。
对此，欧洲内部反应不一。法德作为欧洲一体化和战略自主的主要倡导者，试图推动独立于北约的欧盟共同防务。然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IFRI）指出，法德在战略自主目标、路径及对美政策优先顺序上仍存分歧。法国更强调独立决策与全球影响力，德国则在强调欧洲责任同时，更审慎维护跨大西洋联系。
与此同时，欧盟内部较小成员国，特别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法德主导的战略自主可能带来的“战略脱钩”深感忧虑。这些国家因地缘脆弱，对美国安全承诺依赖更强。卡内基欧洲中心等机构分析表明，它们担心过度强调欧洲自主会削弱美国军事存在和保障。因此，它们或更倾向维持甚至加强与美双边安全合作，即便这意味着某种“主权寻租”。这种内部分化，对欧盟形成统一对美声音构成严峻挑战。
欧洲内部关于“战略自主”的辩论，反映了对美国“退出杠杆”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和应对策略的分化。能否真正摆脱“华盛顿变量”依旧是欧洲战略自主的最大考验。
澳大利亚：小多边模糊下的战略对冲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使澳大利亚面临严峻战略两难。一方面，通过AUKUS（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深化了与美英的核心安全捆绑，期望获得尖端军事技术（如核潜艇）以增强威慑。另一方面，华盛顿的单边贸易政策，特别是关税壁垒，对澳大利亚这样的贸易依赖型经济体构成直接经济损害。澳总理阿尔巴尼斯曾公开表示，美国对澳征税“完全没有道理”，“不是朋友的行为”。这种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内在矛盾，迫使澳大利亚采取精巧的对冲策略。
运用对冲理论（HedgingTheory）——即国家通过同时采取平衡（Balancing）、追随（Bandwagoning）和约束（Binding）等多种策略，以规避风险、最大化利益——可更好理解澳大利亚的应对。在核心安全领域（AUKUS），澳大利亚选择了“追随”美国。然而，面对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澳亦寻求“平衡”与“约束”。例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指出，澳应利用其在CPTPP等区域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澳2025年任CPTPP主席国），与其他成员国共同维护自由贸易秩序，此即对美贸易保护主义的“软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政策上与欧盟等加强协调，也显现其对冲战略的另一维度。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对全球气候治理采取消极态度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若能与欧盟等在碳减排、绿色技术、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不仅是价值观契合，更是在经贸、外交领域构建独立于美国影响的合作网络，作为一种“次级对冲”。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在特定全球性议题上与其他坚持多边主义的力量联手，澳大利亚试图参与塑造一个对美国单边主义更具规范性约束力的国际环境，从而间接维护自身长远国家利益。
日本：联盟重构压力下的“反应式积极主义”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日政策的核心诉求，集中体现为要求日本大幅增加“驻日美军费用分摊”（HNS）并持续施压日本开放市场，特别是针对汽车产业的关税威胁。这使日本深陷联盟安全困境：既要防范“被套牢”（为维持同盟付出过高代价），又要避免“被抛弃”（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下降）。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分析指出，特朗普对传统联盟缺乏同情，其军事介入具高度选择性，加剧了日本对美国承诺稳定性的忧虑。
在此背景下，日本展现出“反应式积极主义”。执政自民党（LDP）内部，不同派系围绕对美政策展开辩论。外务省（MOFA）则推动“广谱系结盟”（Broad-spectrumAlignment）战略，不仅深化日美同盟，更主动参与并塑造“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多边及小多边机制，同时加强与澳、印、东盟及欧洲主要国家的合作，构建多元伙伴网络，对冲美国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日本“反应式积极主义”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其防卫政策的显著调整。日本正稳步迈向到2027年将其防卫开支提升至GDP的2%的目标。2025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总额已达约700亿美元。此历史性军费增长，不仅是对地区安全环境的回应，也是其增强自主防卫能力、争取更大联盟自主性的实际步骤。日本的“广谱系结盟”并非意在取代日美同盟，而是试图通过构建更广泛合作网络，为日美同盟提供战略支撑，并在必要时提供回旋余地。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将美国“嵌入”到日本积极参与和部分主导的多个印太地区多边框架中，增加美国单方面大幅调整地区政策的成本，从而“软锁定”美国在印太的战略存在，缓解“被抛弃”的焦虑。
韩国：“费用分摊”复盘下的国内政局震荡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韩美关系的核心症结再聚焦于驻韩美军费用分摊（SMA）问题。美国要求韩国大幅增加分摊额，并以调整美军部署甚至撤军作为“退出杠杆”。韩国陷入“双层博弈”困境：国际层面需面对美国高额要求与安全承诺调整压力；国内层面则需应对民意反弹、在野党攻击及维护国家主权的诉求。韩国国防研究院（KIDA）曾指出，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曾要求韩分摊额增加数倍，一度导致谈判僵局并冲击韩籍雇员就业，引发国内不满。
此内外压力影响了韩国民众对韩美同盟及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度。峨山政策研究院2025年民调显示，尽管96%民众仍支持韩美同盟必要性，但在美国承诺可靠性及是否应寻求更独立国防能力方面，民意分化焦虑。支持韩自主拥核比例达76.2%新高，支持美在韩重部署战术核武比例亦达66.3%，折射出对美“核保护伞”可靠性的深层疑虑。
更复杂的是，特朗普政府似乎将经济科技议题与安全费用争议进行“议题捆绑胁迫”。有分析指，美国利用其在半导体产业链优势，特别是对先进存储芯片（如HBM）的技术管制，向韩施压，要求韩企配合其对华科技遏制，并可能以此作为军费谈判筹码。韩国半导体产业是其经济命脉，对华出口占比重要。美国做法无疑将韩国置于在中美科技竞争和自身经济利益间艰难抉择的境地。
事实表明，韩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严峻挑战，不仅需外部艰难应对美国压力，避免被指为“代理人懈怠”，还需内部弥合因费用分摊、安全焦虑和经济胁迫感上升引发的社会政治裂痕。这种内外困境揭示了中小盟国在霸权国家政策剧变时维护自身利益的巨大挑战。
边缘涟漪与次级盟友的战略调适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波，其不确定性效应通过“不确定性扩散”机制，广泛波及次级盟友和伙伴国家。当主导大国政策可预测性下降，对外承诺稳定性受疑时，这种“感知不稳定性”会迫使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国家重新评估风险，调整对外战略。
?东盟海洋声索国（如越南、菲律宾）：亚洲协会报告分析，特朗普政府或更侧重与菲、越等具特定战略价值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相对忽视东盟整体性，可能加剧地区分化。它们或加强东盟内部团结，或更积极寻求与日、澳、印乃至欧洲发展多元联系，对冲风险。
?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成员，新西兰传统上与美保持紧密情报安全合作。然面对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新西兰政府强调坚持独立外交政策和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新西兰或在气候变化、国际法治等全球治理议题上，更积极与欧盟、太平洋岛国等加强合作，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
?北约新成员（如芬兰、瑞典）：芬兰和瑞典在乌克兰危机后加入北约，核心动因是寻求集体安全以应对俄罗斯威胁。然特朗普政府对北约集体安全承诺的实用主义态度，特别是对第五条款的质疑，带来新不确定性。它们在努力达到美军费分摊目标同时，也可能更倚重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及北欧防务合作（NORDEFCO）等区域框架作为补充。
美国在全球治理某些领域（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贸易规则制定）领导力的下降或“选择性退出”，客观上造成某种“多边参与真空”。这种真空在不同议题和区域呈现差异化的“权力转移”或“权力分散”动态。
结论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在单边与多边、对抗与合作间的政策选择，不仅深刻影响其与盟友关系的未来，更将对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产生决定性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其对主权的极致强调和对多边接触的交易性定义，正从根本上重塑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范式。盟友国家在安全焦虑、经济压力和自主诉求的多重驱动下，其政策调整与战略选择，也将反过来塑造未来国际格局。历史将再次证明，唯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方能推动构建更加稳定和繁荣的国际秩序。美国的选择，不仅关乎其自身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更在深层次上决定了国际社会的集体命运能否最终战胜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算计，共同引领世界走向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未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符合各方长远利益的共同基础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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