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日至4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习近平主席就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重要阐述。习近平强调：宗教工作要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中国宗教发展政策的方向性解读，也是对中国宗教政策的形象化系统表述。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既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政策的成功，也提出了中国宗教发展要与中国的社会进步相一致的发展要求，即：中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但是这种自由一定是符合现代法治的，也要符合社会进步需要。正如习近平所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宗教自身历史发展和人类共同进步角度认识中国的宗教政策及发展经验，对于世界是有重要意义的。
宗教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人类共同关注的世界性议题。其中包含一系列诸如社会秩序靠法治还是靠神治、靠物质生存还是靠意识生存、靠科学发展还是靠神学发展、人类进步与宗教发展方向的阶段关系特征及现代政治与宗教的协调……等问题。总体上，主要涉及的内容一个是宗教本质的问题，一个是宗教和现代国家在治理中谁“占位”的问题。人类科技进步的今天，涉及宗教和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概念本身已经不存在讨论的科学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宗教却有长期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由此给一些国家带来的问题是，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如果一方的“缺位”，极有可能就带来另一方的“上位”。解决好二者的关系是国家发展中必须要思考的重大政治和发展问题。
宗教和现代国家政府治理是一对互动的发展关系。宗教历来受到重视，是因为宗教的存在和发展与现代国家的发展和人的现代性密切相关。正确看待宗教的存在和宗教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一国政党的现代化治理水平。由此，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包括宗教产生与历史、宗教的本质、宗教与现代治理和发展、宗教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治理与宗教的关系也一直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重要问题。这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描述中，也体现在无产阶级执政国家的政治生活实践中。在经典理论中，马克思、列宁等早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家就宗教的发展都做出了专门细致的论述。
宗教的核心议题都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人与神、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是所有宗教都绕不开的重要议题。人与神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的来源、人在非常困难时期得到的救助。无论神的“故事”中描述过什么伟大的“功绩”，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社会解决的发展困境，都不是通过“神”来实现的。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尽管所有宗教都大篇幅地描述人与人关系并由此提出一些规范。历史地看，正常宗教教义中所倡导的一些价值和行为准则对于社会的发展的进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一个客观现实是，任何宗教所涉及到的人际关系规范，都绝对无法同21世纪人类生活中的现代法律规范相比，法律规范的细致和可操作性远远超出数千年前提出的宗教教条。
现代国家必须正确面对宗教的存在和发展。理解是对话的基础，理解也是开展工作的前提。只有理解宗教，才能更好地开展宗教工作并进而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在此议题下，任何国家都需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国内或国际的民族宗教问题。正如习近平在宗教工作会议所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共同进步成就看，中共的新时代的宗教政策是成功的。进而，从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看，中国一贯坚持的宗教政策也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
宗教存在要与现代国家发展的逻辑相吻合。宗教产生反映了人类的认知历史，但宗教的存在要以社会进步为基础；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宗教的社会性要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社会性。历史地看，宗教的初始出发点也是为了让信徒更好地生活。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社会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发展并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相反恰恰是以批判过度宗教为开始的（比如文艺复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中首先指出“就德国而言，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批判宗教引发了科学的精神，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当一个曾经的进步制度并没有为其拥趸带来发展预期，甚至遭遇新的剥削和压榨时，这个制度的局限性就很突出了，也由此导致一些国家通过宗教来团结弱势群体并争取新的民族平等。不学科技，就难以推动民族的技术进步及工业化，难以参与国际合作分工，难以维护稳定的财政收入；不学金融，就难以应对资本市场的风险，难以避免自身资产被金融资本收割的命运，这些系统知识都和宗教没有关系。可见，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是难以用宗教观念解决的。在发展的议题下，宗教以社会的进步为方向是一个历史必然。
共同发展代替“神灵”救助是引导宗教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宗教有多种属性，但社会救助功能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属性。资本主义兴起时，对神学的批判是完成特定历史使命的。但之所以还能在现代发达国家广泛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救助的严重不足。很容易想到，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城市化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同步让民众享受物质和精神的进步红利，那么宗教就有存在沃土。可见，政府促进社会成员共同进步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贯坚持用科学和进步、用法治来实现人民对“神”的救助预期。1905年12月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就苏俄社会主义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与宗教发展关系的系统阐释中就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帮助民众摆脱无知并同与试图把宗教和国家发展人民进步的做斗争就是一个时代使命。
客观看待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关系。在语言表述上，特定的宗教信仰会和风俗习惯通常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一方面，宗教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表现形式”的差异。主观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认知能力。正如人类的眼睛不能识别众多光谱中的多种一样，在技术进步带来社会发展差异日益巨大的背景下，人不可能像鸵鸟一样面对危机把头埋起来或者固守成规，那意味着在固化发展鸿沟。作为特殊个体或者群体，应该客观看待宗教风俗、信仰和科学及进步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尊重信仰差异体现的是尊重群体差异。宗教伴随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宗教信仰者形成的风俗习惯是构成人类文明多元性的重要内容，也在丰富着现代人的生活。这也正体现习近平所讲，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
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宗教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也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抛弃虚幻的追求，通过科学的奋斗来实现发展。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救助民众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是由“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可见，无论是先改造我们的落后认识以实现发展，或是通过发展来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工作，差异只是时代特征和手段特征。正是基于共产党人的这种认识，中共在领导人民实现共同发展中能够极大地消除民族、宗教、地域等差异，从根本上让人民摆脱苦难，让共同发展成为现实。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制度没能实现的成就，也是依靠宗教绝不可能实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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