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是什么，无疑会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就14亿人消除绝对贫困而言，这一定是制度优势。对此，人们可以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时代特点来比较，也可以用具体的行业促进政策来比较……在世界不同国家采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何变得更加可操作是一个重要议题。在当前人类面临新技术革命带来新发展机遇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对中国“掐脖子”打压的背景下，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中国的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这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提升自身技术发展水平，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各国的人民带来发展的福祉。
中国机械设备出口证明了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的成绩。2021年7月一份来自德国工程联合会的测算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机械设备贸易中，中国出口1650亿欧元占同类商品出口总额的15.8%，首次超过德国15.5%的出口占比，成为世界机械设备出口额排名第一的国家。作为工业化水平最高之一的国家，德国长期占据机械设备出口贸易第一的位置充分体现了德国现代工业水平的发达，也是世界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站在中国角度，从洋袜子、洋钉子、洋火、洋蜡、洋布到载人飞船、空间站、新能源……当前中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机械设备出口国，这个过程用了200多年。为了实现技术进步，中国不得不长期面临着严重的封锁制裁、甚至战争威胁。这一成就的取得，充分证明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成绩，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提升中国发展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同众多发展中国家商品贸易结构中，机械产品都占较高比重。贸易一定要满足对方的发展需要，这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一贯的对外合作立场。
中国的快速发展体现出技术进步对包容性发展的作用。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自身。从人类自身看，从学会使用工具开始，人类利用技术进步改造生存条件的脚步就没有停止。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及推广，人类大幅度提升生活水平，实现包容性发展才成为可能。放眼全球，虽然不乏个别国家靠着技术进步成为世界重要的国家，日本、韩国等国都是技术进步带来快速发展的经典案例。但低起点、大规模技术进步和促进包容性发展，中国无疑是全球唯一的。后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然伴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在全球赶超国家中，尽管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有特定的国际环境，但都体现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可见，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不同，但在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向社会化转变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参与生产、流通环节是至关重要的。
技术进步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组织大规模技术进步、创新和生产力转化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方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技术如何快速转化为大规模的生产，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考验着一个制度的先进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只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就不愿将先进技术投入到大规模的生产中。这一现象也可以解读为“竞争不充分”。事实上，正是要维护这种“不充分”的竞争，资本主义企业才形成了各种垄断集团，也由此限制了人类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生产组织方式是衔接生产和分配的桥梁，是充分体现制度绩效的工具。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社会经济部门所容纳的有效就业是不足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增长和促进包容性发展。只有在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人民才能得到更多的社会分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通常会看到大量无所事事的人存在。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愿意就业。更大程度上，是社会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就会将就业人纳入有效的社会分配制度中。中国的不同阶段的发展经验就是充分利用非市场、市场手段有效组织社会生产并形成产业梯次，从而极大地带动了社会整体的进步。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高效提升技术进步的根本保障。在建国初期，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对农业的技术进步推动就充分体现出社会生产组织的高效。这既是建国后农业改革的初衷，也是制度变革。1954年《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 “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198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产学研结合”背景下，实现了大量新技术的吸收和快速转化。新时代的中国，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和技术升级同样是增长点。2014年11月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创新拓宽道路。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我们致力于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更多支持创新型企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组织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是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推动社会治理变革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利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如何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为人类技术进步做出的贡献，促进全球的包容性增长是马克思理论家都在不断思考的问题。马克思在《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中就明确指出了股份公司的作用和归属：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并导致小资产阶级加速破产、工业寡头集团的统治日益加强，同时培育了大量的“掘墓人”。而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在纪念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演说指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将肩负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使命。毛泽东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站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技术进步的今天看，中国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技术进步是消除对中国“卡脖子”有效手段。正是由于中国高效的社会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转化，直接损害了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由此中国成为长期被打压的对象。强起来必须要有强大的现代技术支撑。过去中国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钻研搞出诸如两弹一星的镇国重器，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的核恐吓。新时代的中国有能力继续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推动技术进步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更大范围的包容性发展。正如2020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2021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对外合作提升对象国自主发展能力体现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合作的不同。中国的对发展中国家合作中，积极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技术转让与全产业链合作。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让合作国家尽快建立完成的产业链，提升东道国的自主发展能力。仅以石油产业对外合作为例：从世界石油产业成型以来，来自发达国家的石油资本巨头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众多的石油生产企业。值得思考的是，很多国家却长期仅仅是原油生产国，难以形成完整石油的上下游产业，在大量出口原油的同时却不得不花费高昂的价格进口石化精炼产品。技术的短缺，成为卡在这些国家脖子上的枷锁，国内的资源也成为跨国资本集团的印钞机。最终资源国陷入有开发无发展的困境。由此很容易理解，全球在承受“芯片短缺”带来发展受限的背后是美国不惜以一国之力对中国行业制裁的意图。市场条件下，衡量企业进步的一个标准是研发投入，这也被广泛用于当前衡量发达经济体或跨国公司竞争力。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是否能高效组织社会生产和技术进步是一个惠及面更宽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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