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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革命探索与 实践中的问题和矛盾(下)

关注 2021-05-12 16:06:39 开元/文 总第438期 放大 缩小

(接上期)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制度革命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人民,和人民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的。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里,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了: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反帝反封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领导下,从国家政权上推翻了“三座大山”。但是,要从物质文明上和精神文明上彻底的推翻“三座大山”,毛泽东主席清楚的认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思想革命,和阶级革命的斗争。即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生产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经创造、创新了中国的物质生产力,从手工业社会迈向了工业化时代。确立了以公有制为政治基础、政治路线的社会生产关系。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复辟的危险性随时都可能发生。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由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主义价值观的人民群体一起建立的,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来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群体中的人。中国队伍中的有一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和目的是不纯洁的。同时,还有来自联合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人,他们的目的和政治动机也是不纯洁的,加上全国被推翻、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军阀、及封建统治阶级的群体。时时刻刻都在希望实现在新的政权下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复活。二是帝国主义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殖民地的掌控之战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为了实现重新返回中国,先后发动了多次战争,发动了无数次政治策反,和意识形态的渗透策反。三是获得执政权力的队伍中,一定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求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买办的利益,及生活方式。所以,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的认识,也是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泽东关于阶级的问题,他认为有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如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追求封建主义的生活方式等。而人民外部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70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探索和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个突出的政治路线、政治方向性改革与开放的历史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对立统一的,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极大的发展了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精神文明的问题和矛盾的是不同的;造成的社会利益分配的问题和矛盾更是不同的。关于改革开放前的问题和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都有过总结,这里就不在累述。今天,我们重点谈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为了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三座大山对中国和人民的危害,今天我们重新表述一下“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内涵是什么? 

关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控制和操纵中国,最终从中国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列强践踏中国的神圣主权,在中国割占领土,开设租界,攫取了中国的海关主权、司法主权和外交权等诸多权益; 在经济上,帝国主义控制和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航运、进出口贸易等特权,牢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学校、报纸、吸引留学生等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培养为他们侵略政策服务的买办文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侵略的过程中,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反帝斗争是贯穿始终的,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帝国主义作为“三座大山”之一,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了,但是,纵观“全球化”、“一体化”的当今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仍然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

“冷战”的结束,世界并未实现预想中的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没带来利益的均沾。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仍居主导地位,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很不合理,世界经济和政治全球化过程仍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以及国际剥削和压迫的色彩。

各种“新帝国主义”也相继出现,“全球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现代帝国主义”等等,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到时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等西方各主流学说,都是自觉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寻求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在它们的理论里,血腥的殖民侵略和惨烈的反侵略斗争被过滤、淡化,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自由”、“友谊”、“发展”等一系列悦耳动听的谎言,以及一条必须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道路。因此,能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新形势下的帝国主义,不只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现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认识和把握当今帝国主义的特点,特别是以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或“现代帝国主义”的特点和发展前景。不仅对于在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在新形势下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的性质、制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与政策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关于封建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反动势力之一,这主要因为,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和中国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控制着中国广大基层政权,充当各级政府的官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都是依靠地主阶级来对全国实行统治的。封建主义的统治也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中华民族进步的拦路虎。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前提的,而且还同商人、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和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中国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就是要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关于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主要体现是清政府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中日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在军事工业和民用工矿企业方面均有所发展,并在新兴的银行业中占有很大的势力。辛亥革命后,官僚资本转移到北洋军阀手中。但是,只是在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以后,官僚资本才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使它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垄断性表现得那样强烈和直接,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民党新军阀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依靠其政治军事力量,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地集中了巨大财富,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首先通过筹措内战经费来增进他们的财富,而筹措战争费用的手段,则是通过发行钞票、增加赋税、举借公债、乞求外债等来进行的。其次,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来取得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官僚资本借以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中心是金融垄断。四大家族依靠军事独裁的力量建立与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四行二局”,从而确立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凭借雄厚的金融力量,独占与控制了工业、商业等其他许多经济部门,并在各地购置地产,广泛掠夺各阶层人民。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抗战胜利以后发展到最高峰。接着他们又在内战中大发战争横财。在他们当权的20 周年中,集中了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新中国成立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里产生的一个毒瘤。它发展迅速,但它并不是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创造财富为扩张手段的,而主要是用政治和军事的强力对各阶层人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来聚敛财富的。这种掠夺来的财富,又用来维持其军事政治统治,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它具有强烈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和垄断性,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持,对内依靠封建主义的支撑,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当然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以反帝反封建为自己的最低纲领和革命旗帜的,而官僚资本及历史的名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具体体现,因此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

从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制度、体制改革的整个历程看,历经“四个阶段”。从中我们会清晰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科学论断,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探索与实践中的核心价值和意义。

第一个阶段我国沿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公有经济统领国民经济各行业,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一统天下,在所有制结构上呈现明显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特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经济组织形式、权限划分、管理方式、机构设置十分规范和明确,法律、法规简洁明了易执行。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是探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遵循了市场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政府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同年,我国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可见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向与市场经济转轨,公有制经济份额有所下降,非公经济比重上升,但公有经济主导作用仍然明显,形成了新的所有制格局。这二阶段的经济体制变革没有任何相对应的组织形式,全国上下许许多多的政府及公务员思想上模糊一片。姓资姓社争论不绝,双轨制施行使众多国有、集体企业资产被计划调拨单的低价格调拨产品、物质弄的企业亏损倒闭,权力腐败也又此拉开了序幕,上级主管部门成为了巧取豪夺行业资产的指挥部、批发部。

第三阶段是1993年到2002年,是完善市场机制的阶段。1992年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彻底转折点,是私营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启点。这一时期,用新机制和新体制引导中国向前发展,允许非公经济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可能也完全可以占主导,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所有制处于完全平等的竞争地位。国务院下达文件,要求各级政府上下联动为配合南巡讲话精神,纷纷将国有、集体企业改造成民营企业,将中国在世界上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纺织行业、轻工、家电、钢铁等国内优势行业组织形式全部撤掉、管理机构全部撤销。将商业流通领域国有、集体性质企业全部民营化,市、县域经济组织性质全面私化,(有舆论说这是改革的盛宴),资本总额达到2万亿,这次改革的成本达到了1978年至2002年国家经济利润总和。至此,一时间大量职工失业下岗,子女就学、就业、医疗、住房统统失去过去了基本保障。这一改革被少数“经济学家”称之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成本,被称之为“最后的盛宴”。推行的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统称之为砸破铁饭碗。这时期,应该是改革开放中生产关系的制度性巨变;是利益关系制度性的彻底改变。

第四阶段是2003年到2012年,在承接了前10多年的公有制制度向私有制制度的探索导致的不确定性经济运行情况十分严重,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及社会治安出现复杂混乱的社会现状。200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完善举措。诸如,首先免除了因县、乡两级政府向农民课税、收费严重的问题。避免了出现在安徽、湖南、江西、河南、等地一些复员退伍军人牵头的新农会运动。新农会的目的是秘密联合起来,其首要任务是对抗地方政府各种各样的摊派费。在那个时期县、乡、村的一切开支,全部依靠从农民的各种各样摊派费中,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在那个时期基本失去了幸福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矛盾,新一届班子果断决策免除了在中国历史上施行了近三千年的农业税,为失去工业、农业税收的县、乡两级政府运转,中央决定由中央财政拿出巨额财政税给予补贴,此举暂时缓解了农民的问题和矛盾,为了解决因企业改制造成大量职工下岗后没钱饭吃、无钱治病的问题,中央财政又向各级政拨去专款,重新建立起了医疗保障体系。同时经济改革也步入了探索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相统一的阶段。必须一方面大胆推进市场改革不动摇,更要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问题。同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观,推动改革进入良性的循环和健康发展轨道。2005年的“非公36条”即《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和“物权法”的讨论都是这一时期探索的主要事件标志。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自主创新”治国方略,经过这个时期的努力,经济体制改革迈向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过程。

(一)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取得的主要成就。4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一二三四”建设发展成就。一是外汇储备到2018年已经突破了3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二是2018年引进外资8千亿美元,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外资引进国。三是外贸的进出口总量 2018年是6万亿美元,列居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四是2018年我国的GDP 总量由在世界排名的第二位,全国GDP总量是60万亿人民币。

为此,既然把1979年以来的中国三十多年的历史,称之谓改革开放的历史。那必须用改革开放的成果来诠释三十多年的成就。

改革开放的第一成就是:突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体制,取消了一大二公经济制度的方式、方法,极大的释放了“经济人”的本质属性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推行了一系列的制度、体制的改革,是将社会公有制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了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体系;第二是,对内开放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人文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制度;第三是,确定了人与国家的利益关系及法制化建设;第四是,开放融入了国际的贸易经济合作体系;第五是,推动货币形成的金融产业经济对生产经济建设的作用;第六是,解放了部分人民追求的民主政治的社会形态;第七是,十八大以来在建党、治党,在建军、治军上与时俱进,与世界先进的政治治理政党,治理军队建设同步前进;第八是,维护了国家的和平安全建设与发展,使世界再次看清、认清中国 人民的勤劳、勇敢创建美好幸福生活的智慧和能力;第九是,创建了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人力资源流动的政策,建立了与经济发 展相适应的城镇化社会形态;第十是,大力开发和建设了基础设施,为提升人民的生存、生活条件做出了贡献!在这里不再一一梳理了,因为,在中国的各大媒体、出版物上都有十分详细的总结报道。以上这些成绩是用改革开放的政治战略实现的。

(二)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导致的问题和矛盾。 一时间使得公有制体制下长期培养的群体中,那些无私与主观无私论者们,人生观造成了颠覆性动摇,他们过去以只追求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丰收成果。改革的现实使他们经过一番搏击。他们很快步入了用制度利私,政策益私的最得力支持者队伍中,并且,很快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资源纳入了市场交换过程中,为个人谋取到了私利。这次改革使他们获得了最大的满足,那就是“名利双收”。因此导致的后果是,党的执政地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受到十分恶劣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近十年来,中央不断地加强反腐力度,但是腐败分子像野草一样,生生不息地演绎着腐败的故事。深层次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一般普通认为是体制改革不一致的原因,及制度、法规、监督缺失的不完善造成的。对此是许多人是认同的,比如说到体制改革不一致的问题,打个比喻吧,现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组合,就像埃及金字塔前的人面兽身像一样奇特不协调。由于这种不对称,所以用于制约监督的相关体系建设也就无法完善,因为不知道是针对人头还是针对兽身制定标准。但是,这并不是全面的深层次原因所在。真正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主观问题方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概括组成一个概念问题,即“信仰与现实差异问题探讨”。谈到这个问题笔者想重点借鉴中国国学宝库之名著《大学》里的一篇短文,向大家重点介绍一番;以这篇短文的原文:“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此文之译文应如下: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自然就会保持充足状态。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义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聚钱财。从来没有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要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了,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设置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富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财敛货,这必然是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试想一下,对照一下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古人的差异吧。为什么说可以归纳为一个概念问题,即信仰与现实的差异问题。因为,共产党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他的核心就是阶级的属性决定了共产党的价值观、人生观,为实现全人类共同幸福生活目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核心性质,决定了信仰与追求目标的一致性。那共产党代表的是哪个阶级呢?回答非常肯定是广大的无产阶级。所以,她的组织性要求每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人,要把每一个无产阶级兄弟幸福利益目标摆在个人利益之上,个人奋斗的目标更是为实现人民的利益为目标,这难道不是大仁大义之举吗!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标准最好对照吗!

针对当前的形势所言,在当前的形势下,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是把国家兴旺的利益摆在首位还是把我们提倡的经济制度性质所规定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摆在首位。这将考证一个党员的基本党性。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还是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为第一,这将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信仰与理想追求的一致性。当前形势下,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同志们,应该结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契机,从身边抓起,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品质为根本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方式为指导,结合职责所在,用科学的发展思路规划,落实地区、部门、单位的各项工作,为实现困难、灾害之时实现和谐;获得丰收而努力工作外,用人文的关怀,共产党员的信仰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关心、支持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创业。在利益面前不伸手,切实把以追求人生理想目标与追求人生享乐生活区别开来对待处理,中国有句非常著名的谚语:“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通俗的说,名和利不可以兼得。

国家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论”学说工程

国家经济制度的改革一定要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相统一,要符合国家基本国情。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制度、体制、机制的建设发展之路上经过了三百多年的探索,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出版《国富论》之前,首先出版的是他主张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态条件下的《道德情操论》。1848年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在研究中发现国家管理与物理的控制体系论十分一致,为此,他说控制论是国家管理的基本学说。市场经济在欧洲到二世纪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控制系统”管理、治理体系。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式、方法。特别是对信息的应用。在我国的国家治理长河中,应用系统论的方式、方法治理国家的案例浩若烟海,中国是“易经”文化的发源地,“易经”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先应用系统论、控制论治理人类世界文明的学说史。虽然,工业化条件下诞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泊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早已经形成了十分严谨的“系统论”治理的思想体系,形成了科学的“控制论”治国理政管理体系。国家政权的更新换代本质上是质量转换定理。所谓的质是指统治集团所主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所谓的量则是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核心的要素“人”和财富之和,源自于公共资源和剩余价值占有及分配关系悬殊大小。由质变所引发量变,或者因量变引发质变的结果。政治制度是根本要素。国体确立都是以统一政治制度主张取向为前提而诞生的国家政权,在政治团体或社会精英主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下,以符合本国国情为根本、以代表百分七十以上人民群众普遍利益为出发而确立的目标而产生的。当今我国的国家制度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市场化经济配置资源需求利益分配原则;以人民群众共同让度的权力为抓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党合作制执政方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国体形态。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政治体制。以共同确定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为根本。

要实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要时刻警惕在我国社会的“三观”意识中。还始终存在着封建主义的生活作风思想;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买办的经济、政治侵略、渗透;官僚资本主义的复活。要时刻保持斗争的精神,这种斗争精神是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斗争;与身边人的价值观体系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里有人民内部的斗争,还有与敌对势力的斗争。改变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一切统治形式。

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没有改变,推行的只是经济制度的改变,怎么说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呢。全国上下自改革开放以来,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员到欧美国家学习经验。他们学习归来后,在所有市场经济系统中,只是选择性应用了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易的改革,一切都以欧美国家的方式、方法开展的。(美国著名的国际咨询公司兰德公司曾经多次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学习的美国的制度模式,比美国更美国化。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没有把欧美的市场经济的监督机制、监管机制、法律、法规引 入到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中)。毋容置疑,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以市场为规则的运行制度,谋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实现利益个人最大化。但是,欧美当今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允许任何“经济人”逃避国家税务。必须承担社会一切公共责任等等。在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性的贪婪、及本性的动物本能会充分的暴露是必然的。

在探索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家战略、治理、缺乏“系统论”的战略、战术理论和执行体系。顾此失彼,导致经济制度的改革与政治制度矛盾重重。政治信仰与物质利益矛盾是异化的冲突。政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与物质利益的三观的对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样是存在巨大差异和矛盾的。今天党的十九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就是中国国家治理“系统论”学说的科学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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