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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下

关注 2021-03-02 16:58:36 开元/文 总第436期 放大 缩小

(接上期)

三、什么是政治?

我认为科学的诠释政治应该是:协调、促进、完善、保障人民对生存、生活的全部诉求。这就是人类“社会革命”的政治前提、政治基础、政治行动、政治保障。

(1)关于什么是政治的理解、认同、解释有很多,这里就不作累述,引用一段在我国认同的诠释吧;“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殊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政治随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程而发展,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政治体制指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具体指和国家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政体)。”

(2)政治涵盖两层含义:一是 “政”指的是政府;“政”是政权主体,“政”主要是政权,政府,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政治组织,政治机构。二是“治”指的是治理;“治”主要是指法律,制度,政策以及依据这些进行的行为,包括军事,法律,行政等方面。“政”是硬件,“治”是软件。

(3)政治作为一种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产生阶级对立和产生国家的时候出现,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国家相联系。政治同各种权力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各种权力主体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必然发生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冲突,从而决定了政治斗争总是为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基本属性。经济、社会、文化和观念方面的利益,权力的追求以及某些心理满足等,对于各种权力主体来说,都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动力。

政治作为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主体的权利为依托。各种支配行为和以对国家的制约性权力行为依托的各种反支配行为,如统治行为、管理行为、参政行为、斗争行为、领导行为、反政府行为、权威性影响、权力竞争等。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利益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政治作为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上述特定行为的相互作用。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参与的关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相互斗争的关系等。这些关系基本上取决于经济关系所具有的必然性。

政治作为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上述特定行为的相互作用。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参与的关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相互斗争的关系等。这些关系基本上取决于经济关系所具有的必然性。

四、政治的社会属性政治的本质

政治就是规范化的社会管理。政治是经过“规范化”处理以后的社会管理,之所以要对社会管理进行“规范化”,主要是因为规范化的社会管理往往具有科学而合理的管理程序、公开而透明的管理内容、清晰明确的管理主体与被管理主体、稳定而持久的管理方式,从而具有更高的管理效益、更低的管理成本、更大的管理规模,更广泛的管理范围、更持久而稳定的管理力度,更高的可预测性。

政治是文明标志,更是文明的基本表现形式。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保障。思想和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本质与核心;行为和保障是政治文明的作用与效果。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经济效率、公平和人的自由问题。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产生与作用就是代表大众;为解决大众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而服务的社会形态表现。经济是规范化的社会交往,通常情况下经济占据社会交往的主流部分;政治是规范化的社会管理,通常情况下政治占据社会管理的主流部分。由于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关于社会交往的规则体系”,因此,政治的本质也可近似地表述为“关于经济的规则体系”。经济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文化的结果。社会交往的发展产生了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关于社会交往的规则体系”。政治又是社会管理不断发展的产物,它是社会管理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文化的结果。

社会管理可分为规范化的社会管理与非规范化的社会管理两种基本类型,其中,规范化的社会管理就是政治,非规范化的社会管理一般是指民间管理。这种“规范化”的社会管理主要包括:规范化社会管理人员的评价与选拔;规范化社会管理机构及其管理职能的设置;规范化社会管理程序的制订;规范化社会管理行为的约束;规范化自然资源配置;规范化利益分配法则等。

五、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是;政治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施行计划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资源的分配,包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计划决定。中国自1949年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一天起,中国的政治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府国家。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家的国体一定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我国的民主制度主要事实实践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创始人列宁,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三权分立”不应当平行看待,而应当是“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的立法机构)至上。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了广大工人和士兵的人民利益,它的权力应当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列宁正是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列宁这一思想影响到我国,就发展为我们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制度安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立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工人阶级政治统治地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的取得,只是建立和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要开展自己的政治创新,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创立自己的政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更需要探索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道路、经济基础,从而获得稳固的前提条件,即所谓“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列宁语)。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然后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公有制经济,从而保证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38页。)在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往往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几乎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了。在斯大林那里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理解为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模式)和集体所有制。

六、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专政而推行的种种统治方式的总和。它包括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官吏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决策制度等,其中,国家制度是核心。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暴力机关。这首先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之后,资产阶级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从而获得镇压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其次,是由资本仁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不同阶层、集团,他们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相互之间不断地争夺政治权力,但在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对付无产阶级方面,他们又是一致的。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并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为了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维护资本的剥削与统治,资产阶级必然动用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领导和管理,并强迫无产阶级服从于它的统治。所以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体,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政体也能一再发生变化。然而,“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

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许多政治家寄希望于国家政权来拯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象。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6%,失业大军达到一千七百万人,失业率超过20%。面对危机,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推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具体措施是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整顿工作;宣布货币监管;通过国家产业复兴法,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国家出面协调劳资关系;国家大规模兴办“公共工程”,如推出了田纳西河流域水利工程项目等,政府希望以工代赈,缓解失业问题。“新政”的实施结果,经济得到了缓慢回升,就业问题有所缓解。后来罗斯福总统又提出“免于匮乏的自由”,强调经济关系对人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分别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执政上台,先后领导了两波“国有化浪潮”。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机器对经济的干预成为了常态,凯恩斯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持续近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这恰恰应证了列宁的预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是暂时使某些矛盾有所缓和,它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固有矛盾和历史局限性。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难以治愈的经济“滞涨”顽症,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老百姓消费乏力,企业投资增长缓慢效益低下,另一方面又面临着通货膨胀,国家财政赤字严重,人民税赋加重,公私债台高筑,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面对这种状况,英国历届政府一筹莫展,七十年代末,撒切尔夫人挺身而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私有化浪潮”并向全球蔓延。同时,美国也推出了“里根经济学”,以“高赤字、高利率、高通货膨胀”政策,最后拖垮了苏联。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反新凯恩斯主义的势头而成为主导力量,带来了欧美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片繁荣。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是暂时使某些矛盾有所缓和,它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固有矛盾和历史局限性。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许多新兴国家依靠国家机器也逐步建立积聚起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如许多国家依靠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外汇管制等政策措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且以主权投资基金的方式反过来大举购买西方国家发行的国债、股票和其他证券。最典型的有新加波主权投资基金、科威特主权投资基金等。中国更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超过三万亿美元,并绝大部分用于持有巨额美元国债、基金等证劵。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兴”国家力量的挑战和威胁,2007年美国不得不主动引爆“次贷危机”,并先后三次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以此壮士断腕的方式来达到“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的效果。接着,欧元也假借希腊债务危机、塞浦路斯债务危机,推出了欧元版的量化宽松。日本也推出了安倍经济学,日元大幅贬值。但是,美国随后又发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存在许多弊端,如损害了货币的流动性,纵容了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贪婪,干扰了经济运行的正常规律等等,2013年6月以后,美联储开始考虑退出QE。这又将引发新一轮世界经济的竞争。

至于国家的作用,只能是辅助性质的。国家的机构设置如果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共事业单位等太多,只能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部分地挤占了人民的自由发展空间,应当精简。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不能挤占“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发展空间,她们只能对人民所有制起着辅助推动保政治作为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参与的关系。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国家政权、政府组织、集体组织的权力太大,老百姓的能力反而得不到锻炼。如果老百姓对这些社会公共权力得不到知情权、参与权的话,它往往还会伤害到人民的利益。

综上所述,认真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济思想,就会发现,革命导师对资本主义经济亲身体验,就近取材,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在联合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孤立的“个人所有制”,它在本质上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或者国有制形式,只是社会主义者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一种重要的过渡形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后归宿;社会主义“真实的”、“联合的”集体与过去那种“虚构的”、“冒充的”集体具有本质的区别;“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经济制度,只能是股份合作制经济或合作社经济。只不过我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制为主导的形式了。我们过去往往赋予国家以太多的权力、太多的希望,而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个人权利却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漠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经济制度的思想,我们今天应当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所有制经济。让工人拥有企业的股份;农民拥有土地的份额;知识分子也拥有校园。这将是一个保证了强大中产阶级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必将带来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繁荣。

七、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的政治基础

(1)创建与新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政治前提:综合上述材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高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其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民主,更是真实的、有财产保证的、建立在“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经济制度上的民主。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只是在法律上、形式上、人格上实现了人人平等,但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当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面临着贫困、失业、疾病的困恼的时候,他们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来保证自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疫恐惧的自由”,这种平等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国家、集体、领袖的身上来保证和发展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力,还不如建立起一个牢固的、理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经济制度,让国家、集体、领袖为人民服务。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民主制度。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了人人拥有恒产、“制民之产、保民而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恒产制度(孟子语),这就为绝大多数人的解放包括政治解放提供了基础。一个拥有了强大中产阶级的社会,是一个最繁荣、最理性、最稳定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既不同于资本专政的少数人的民主,也不同于国家主义、威权主义的个别人的“为民做主”。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具有更高效率的民主。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有时往往导致相互扯皮、办事拖拉,为平等而平等,为权力而权力。美国的“水门事件”就充分说明,小小检察官为了青史留名,抓住尼克松总统的失误大做文章,在议会和媒体上大肆渲染,最后罢免了尼克松,使越南战争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永远的疼。

以上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王国,但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人类世界观的改造过程,及与之相适宜的经济基础。在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时时刻刻坚持不断的从共产党到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坚持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保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育学习。就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建设成果!我国就是这面旗帜,我们一定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胜利。

(2)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现已经形成了体系完整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理论。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政治制度。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保障。明确党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四个意识”;明确了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的政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党的政治属性内在地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和发展道路。党的政治建设状况,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国家其他方面政治建设的方向、进程和效果。我国的政治发展实践证明,无论是巩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还是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党的政治建设,必须首先确保党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先进性。 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党的领导既是重要内容,又居于核心和枢纽地位。党的领导犹如“定盘星”,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突出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向新的更高境界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进步与发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位和统领地位,明确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必须站在政治的高度,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根本保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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