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当前，全人类的集体利益空前加强，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任何国家都必须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所讲，在共同的挑战面前，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
2019年年末2020年春，肆虐在中国的新冠肺炎成为近年来影响中国公共卫生的重大事件。2020年1月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暂停关闭城市公共交通开始，到1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决定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确认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的抗“疫”战争备受国际关注。在此过程中，世界人民共同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全民战“疫”，其中既有体现中国建设能力的专门医院建设，也有全民同心共抗疫情传递的热情，更有中国战“疫”的显著成效。从1月23日晚火神山医院开工、1月25日下午雷神山医院开工，到2月2日火神山医院交付使用、2月8日雷神山医院交付使用，分别历时10天建成了3.4万平方米、7.5万平方米高标准专业医院的建设，体现的是党和政府的高效动员能力和相关单位的强大建设、保障能力。结合2003年的中国快速、高效战胜“非典”疫情，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在应对突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所体现出的制度优势显著。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面对疫情的防治是高效的，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的高效反映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同步。1944年3月22日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指出，“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公共卫生领域的建设长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2018年达到77岁。传染病是发展中国家国民健康的最大威胁，而中国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8年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达到997434个，床位8404088张，其中公立医院床位占73.7%，民营医院床位占26.3%。2018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230.0万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是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相匹配的，从发展经验看，也是独特的。1949年世界人口接近25亿，但2019年世界人口已经突破78亿，在人口刚性需求带来经济需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公共卫生安全带来的重大挑战。中国一贯重视对外合作中重视提升合作国公共卫生能力，如长期向欠发达的非洲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强调“中方将继续扩大对非医疗卫生援助力度，开展公共卫生交流和信息合作，支持非洲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水平和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有应变力的公共卫生体系，为非洲国家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卫生相关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关系到现代国家的发展能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伴随的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加大。世界历史上，不同地区国家的传染性疾病（也称为瘟疫）现象时有发生。14世纪鼠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鼠疫（也称为“黑死病”）导致数千万人口的死亡。全球化的推进伴随着商品、人口流动的加大，由此对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防控已经成为国际议题。从1851年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通过《国际卫生公约》到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生效，公共卫生的防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是现代国家都关注的重要发展领域。公共医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人民生命财产，也在于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口数量和质量上。特别是在农业社会，人口的规模直接关系到生产力。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医疗卫生体系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风险，但现代国家怎样建立一种高效的公共应急卫生体系是存在不同思路的。这既包括如何看待当前很多国家存在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能力不足和水平较低的原因，也包括建立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即谁来主导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同时也关系到通过什么途径来推动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看似简单的三个问题，但牵扯到非常多的领域，既有工作方法问题，也有制度设计问题。有人认为，市场化的卫生公共服务能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看，市场化是主要方向。但是，对此不得不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既体现在公共卫生、社会医疗发展水平，也体现在社会发展阶段差异。有发达国家生活过经验的人都很清楚，即使在发达国家，要享有及时高效的社会医疗服务，也是一个高成本的事情。在发展中国家自身实力和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因素解决社会综合发展能力较低带来的局限性尤其显得重要。在中国的抗历次“疫”中不难发现，发挥绝对支柱性作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公立医院”，这也是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基本经验。
中国的公共卫生发展的经验在于不忘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新事物，历史上，瘟疫、灾荒的发生从未长期消失过，中国古代社会在应对“瘟疫”也有具体举措。但在旧社会，瘟疫伴随的常常是灾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历史证明，旧制度抗“疫”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正如毛泽东在1951年9月9日关于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更早在1944年7月5日，毛泽东在针对边区的卫生问题讲话时就针对旧社会给边区留下的贫穷、愚昧与疾病问题指出，要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必须加大对公共文化卫生事业的投入，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要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中国经历多年的市场改革过程中，该领域的基本特色仍然得以沿袭，根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现有医院中，公立医院12032个，民营医院20977个，这为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撑作用。回到现实，如果2020年始于湖北的新冠肺炎传染病的防治依靠市场手段，那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同样，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如果依靠市场，中国是不可能短期解决该疫情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在改革中失去正确的方向，就在于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够从历史教训中汲取经验。
群防群治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的防疫经验。其一，群防群治体现的是党和政府有组织的公共防治。群防群治并不是无组织的自发自救，而是党和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早在1929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关于“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就明确指出，“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多次召开重要会议布置防疫工作，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与此同时，军队、政府、行业等都统一行动到抗“疫”行动中来，确保了社会资源的及时组织调度。抗“疫”显示了中国社会最高水平的稳定和有序。其二，防疫从文化教育抓起。卫生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文化落后。在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中，将贫穷、愚昧和不卫生相联系加以论述。1944年3月22日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指出，“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也把它放在文化问题里面讲一讲。”“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治病。”因此，公共卫生机制体制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文化教育的提高。当新冠肺炎被传是一些人食用蝙蝠所致，那么这也关系到健康的饮食文化。从中小学的做广播体操、眼保健操、定期的大扫除，所重视的是培养国民的卫生习惯。其三，由重点关注农村到公共卫生安全机制全面覆盖，公共卫生防疫能力建设要重点突出有序推进。人口集中地区是公共卫生的重要防治地区。1949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比约90%，对此，1965年毛泽东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不仅进行了全民的“除四害”运动，也积极利用传统医学培养了大量的中国特有的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来提升农民大众的医疗卫生水平。这些经验对很多欠发达国家都是有借鉴意义的。2018年末大陆城市常住人口占比约40%，城市公共卫生的安全将是国家关注重点。由此，构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件上，中国既要满足农村医疗基本需要，还应该在防范突发疫情工作的重点放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还有在此过程中形成有效可推广的交流经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月14日针对疫情的防控指出，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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