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被誉为是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党和政府文件中，改革一词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发展中，“改革开放”一词也成为阶段性标志话语。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首创。一方面，“改什么”，“往哪里改”都备受国内外关注，也由此成为解读中国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多年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改革开放也成为中国快速发展的“代名词”。作为成功的社会发展实践，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的制度探索经验和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中国举办了盛大的改革开放庆祝仪式。由此，站在历史角度看待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在中国的对外发展经验交流中，市场化改革或市场经济改革也多被简单概述为中国的改革特点，而忽略了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制度事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市场经济并不是中国的首创。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前被殖民的过程中，就长期实行经济市场化运行，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发展”中，绝对多数发展中国家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老路子。所以，在实施市场经济道路的时间上，中国比很多仍处于严重欠发达的国家都短，中国的“市场经济经验”也不比这些国家多。相比，发达国家在经历长时间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中，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运行机制。当中国企业进入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时，面临政策随意性太大的问题觉得难以适应。这恰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脆弱性。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风险。也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才成功开创了后发展中国家史无前例的赶超发展模式。可见，中国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的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改革的性质问题是关系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单纯从概念的字面看，改革开放并不稀奇。改革在表现上是变革，很多国家的转型，政策调整都可以看作是改革，当代不同的国家在应对发展挑战时常会将改革作为解决困境的重要方法。无论是“转型国家”或是部门经济政策调整，都是改革的表现。开放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寻求市场过程中一贯强调的概念。从历史看，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治理中，出现过无数次重大的“改革”，其中很多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些失败有的是无果而终，有的是改革中的制度性变革得以延续，但推动改革的政治家并没有看到改革的成果而过早地遭到政权的抛弃。在当代，苏联的改革把执政党改掉的同时，让一个世界一流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长期处处仰人鼻息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民众没有在这样的改革中受益，而一些“居庙堂之高”的权贵在改革过程中借机攫取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发展机遇的不平等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一定意义讲，改革的实质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是严重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由此，根据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力度和广度，也可以按照“革命”和“改革”来划分变革。前者，是大刀阔斧的“破旧立新”，后者是对政策的修补和完善。这可以理解毛泽东的重要文献和发言中高度强调“革命”的重要性。后者，进行一种什么性质的改革，关系到发展机遇的平等，更关系到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可持续性。这也是毛泽东晚年所思考的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重要内容。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决定性基础条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历史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这种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坚持了毛泽东领导下确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方向上，一方面，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对党和革命的伟大贡献和确立的制度基础。决定改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是新的发展探索，这是取得改革共识的重要因素。这同很多国家轻易放弃了制度基础有着根本的不同，没有造成政治领域的混乱。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通过诸如破除“四旧”等封建思想的运动，为改革开放营造了一个没有旧的精神束缚的环境。物质条件上，正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利益分配中并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在指导思想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话语，所反映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也是国际发展经验交流的重要精神。只有实事求是应对变化了发展环境，摆脱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僵化教条使用，才能降低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正如毛泽东在多次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交流时所表达的，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发展国情，发展要有序推进。在今天视角看，维护稳定的制度环境、确保连续的对外合作政策，凝聚发展共识通过国家行业政策消除发展不平衡都是实现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通过改革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很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和表述，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反映的正是如何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和成效标准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本质上区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由此，在改革的制度设计上，邓小平第二代领导集体也确立了确保改革方向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如何按照市场手段促进和提升绩效，又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中的前言问题。诚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但坚持道路正确才是继续探索前进的必要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改革由被动应对发展挑战到主动创新引领发展考验的是执政水平。一定意义讲，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应对发展挑战。但二者又有所差异。中国文化中讲“同仇敌忾”，当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更容易激发全民斗志救亡图存。挑战和风险面前，选择应对策略进行相关的变革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其中领袖人物的个人能力和作用会更加突出，所谓时穷节乃现，危难出英雄。而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居安思危说容易践行难。特别是对于当政者而言，脱离人民大众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当前我们面临改革深水区时的反腐问题而言，是世界各国不同程度都存在着的问题。南非国父曼德拉曾在谈及非国大干部的腐败时说：“他们就像第一次走进糖果店的穷孩子，一旦触及政府资金就再也不肯撒手。”可见制度建设对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此外，从中国当前的发展条件和环境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的。冷战时期，虽然中国也反帝反霸，但就社会制度竞争而言，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者。在很对国际问题的阵营对抗中，中国可以依托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国内的发展问题上，由于起点较低，粗放式增长也可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冷战后的改革开放中，中国虽然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但学习西方的谦卑和巨大市场的诱惑，降低了中国的外部风险。在国内发展问题上，通过部门政策手段满足社会对“效益”的追求导致我们为未来的发展埋下了不少的暗礁。从产业竞争看，由学习阶段的中国制造，到引领阶段的中国标准，需要一个重大的提升。在“赶考”的进程中，从零起点到80分相对容易，但要达到90分难度就会更大。可见，主动创新引领发展比被动应对挑战改革要更难，它考验的是执政党的执政水平。
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将在继续深化的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新时代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标志，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前提，再次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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