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是任何国家都面临的“发展问题”。这不仅是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问题。不同发展条件下要解决的发展问题不同，国家治理结构就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为发达国家，国家治理体系也有着较大的差异。甚至，不同时间段内，一国的治理结构都会发生较大幅度的调整。另一方面，治理能力又是一个绝对性问题。任何国家在应对世界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而需要对治理体系进行调整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因此治理能力的提升应该“永远在路上”。
治理能力是研究发展道路成效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研究国家治理能力是探索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时，通常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政出多门，国家发展问题扯皮现象严重。即使制定了合理的发展政策，由于不同政党间，不同部门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于国家整体、长远的规划仅限于中央或“政策层面”，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治理能力既是治理水平的反映，包括治理的专业水平和能力，更是执行力的体现，政令通畅就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另一方面，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需求和结构设计应有客观差异。在具体发展问题研究中，“小政府大社会”是研究包括非洲在内许多发展中国家治理特点的一个形象描述。从马克思基本理论对人类发展的预期看，随着社会的综合高度发展，社会组织的自我调节能力不断提升，“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相对弱化，这是发展的趋势。但从发展中国家解决生存发展问题看社会治理效能，该治理特点之一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能效较低。发展中国家在治理机制的制度设计时，通常以发达国家作为样本参考。但却忽略自身发展社会发展水平、民众意识、社会组织能力等众多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另外，西方发达国家一贯以“民主”为由，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认为民主集中就是“专制”“独裁”。即使不考虑国家性质的差异，不同国家在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时也应该符合自己的国情。这也是中国一贯主张不干涉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由此，站在发展成效角度看，国家治理体系的设置对于促进发展的作用是突出的。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解决治理能力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就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中国，当一项工作以“政治任务”被安排时，其要求的执行力是最高的，意味着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形成这种意识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共产党所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政令通畅是中国重要的治理能力发展经验。政令通畅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受到重视。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长期存在统一的多民族、大疆域国家。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一直受到历史上不同王朝的重视，并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制度法规和机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中，政令是否通畅都是衡量国家兴衰的重要参考指标。战争年代，政令通畅才能形成战斗力。建设年代，政令通畅才能贯彻国家发展战略。当政令不出朝堂时，通常也是中央政府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的时候，其背后是维护全局整体利益、促进平衡发展能力的降低，利益集团势力扩大绑架中央政策，也最终成为引发王朝更迭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讲“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凝聚力，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不仅不会有发展，还会受到外族欺辱。孙中山先生曾讲“一盘散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蒋介石治理下的中华民国，军阀割据混战，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内斗不断，国家资源被严重消耗，晚清时期形成的“民心中无国”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改革同推动国家机构政令通畅密切相关。成功者，多从取信于民，让利于民，打击利益集团，增加国家机构执行力开始，如秦朝的商鞅变法。尽管中国古代治理体系这种“生产关系”同现代生产方式不相匹配，但为中国的现代治理提供了较多的历史经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政令通畅才能全国一盘棋，实现有序发展。
中国确保政令通畅的制度建设核心是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领导者，列宁在领导苏俄的革命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为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苏联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很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政令才会通畅。毛泽东正是通过在党内、军内、党外、民族等广泛领域的民主集中制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历史发展机遇。毛泽东1937年10月“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明确将遵守民主集中制作为严肃党内纪律的重要组织原则。1942年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指出“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多次讲民主集中制并指出“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 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一文在批评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恶劣作风给我党工作带来的危害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正是在此原则上，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层面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设计，也包括党指挥枪、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完善中国的治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制度贡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经验理论化并推动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完善是新时代的历史使命。2018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实现我们的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两个定位不仅是对建国以来治理经验的肯定，也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制度总结要求，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新任务。一个国家制度的成熟必然反映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和核心理念的内化。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部分。2019年7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会议上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我们整体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政府执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活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如果说四个“体系”是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机制建设，那么四“力”则是衡量“重构”治理体系的成效标准。“系统性、整体性”是对中国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所有核心价值理念和体制建设的经验整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在对中国过去成功治理经验总结，是推动未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及相关国际问题而进行治理结构优化的现代化。其中，中国治理经验值得肯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执行力和“政令通畅”。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讲：“我们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变成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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