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邻国。两国人民跨界而居，鸡犬之声世代相闻。传统联系千丝万缕，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朝两国面临共同的战争威胁，为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并肩战斗，谱写了“鲜血凝成”的历史佳话。虽然由于多种原因，中朝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友好关系经历过波折，但整个冷战时期，两国关系持续向好的大方向始终未变。
1975年4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来华访问时，刚刚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负责接待并全程陪同。时年82岁的毛泽东主席专门从南方赶回北京，会见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这时，周恩来总理身患生病，无法视事，中方与金正日的所有会谈，均由邓小平出面主谈。双方就两党两国关系、半岛局势、朝鲜和平统一以及中美、中日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中国“文革”期间双方最后一次高层互动。此后，两国再没有安排高层互访，相互关系趋于平淡。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朝关系与高层互访
1976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朝方为中国三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举行了隆重悼念活动，对华国锋就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对中方粉碎“四人帮”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两国高层交往没有立刻恢复，各领域交往与合作，仍相对沉寂。
这期间，朝鲜半岛局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北南双方1972年开始的多层次多渠道对话，由于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外部势力不断干扰，最终半途而废。其次，美国总统卡特做出的从朝鲜半岛撤军的承诺未能兑现，取而代之的是美朝韩三方会谈建议。半岛形势新变化，促使中朝双方恢复了高层交往与合作。
1978年5月4-11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访问了朝鲜。这是中国新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中国“文革”后中朝两国首次举行峰会。中方报道甚为高调，朝方接待异常热情，国际社会极为关注。当华国锋代表团乘火车从丹东驶入朝鲜时，举目所及，到处是画像、鲜花、旗帜、标语与歌舞。金日成率大批高官到车站迎接，举行了10万人的欢迎集会，安排了5万人的《朝鲜之歌》团体操表演和盛大国宴。
关于这次访问，两国没有披露领导人会谈内容和成果，只是简单地表示：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诚挚的会谈，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通读华国锋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中方支持朝鲜内外政策的原则和立场一以贯之。华国锋赞扬金日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朝鲜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和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把朝鲜的革命和建设不断引向新的胜利。”鉴于当时朝鲜半岛两个政权仍截然对立，华国锋重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朝鲜唯一合法的主权国家。
当时，国际社会对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仍议论纷纷，似乎中朝两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存在分歧。对此，朝方解释说，联合声明可发可不发，同时又表示，他们“不知道”中方“反对霸权主义这个词出于什么考虑”，朝方反对“支配主义”，而支配主义“意味着某个国家想把自己的政策、思想等强加给其他国家，并进行控制的一切倾向。”法新社报道说，中方通过此访，向朝鲜提供了经济援助，包括以“友好价格”增加石油供应。但中方对朝实际供油多少，双方从未公开。
中方对华国锋此次访朝给予极高评价。当时的《人民日报》以《中朝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为题发表社论，称此次访问“对于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党和人民的兄弟关系，促进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促进第三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的共同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社论同时赞扬朝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支配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社论表示：“中国人民为有朝鲜人民这样的英雄战友感到十分自豪。”
华国锋访朝后，中朝关系重新升温。当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8周年时，中方《人民日报》以《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社论，赞扬华国锋不久前的访问将中朝关系推向新高峰。社论表示：“在华国锋主席和金日成主席的关怀下，中朝友谊之必将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两国有关方面当时举行了多种活动，共同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
当年9月，华国锋与叶剑英委员长联名致电朝鲜领导人，对朝鲜新政权建立3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人民日报》以《光辉的战斗历程》为题发表社论，再次阐明中国支持朝鲜自主统一的原则立场。社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顽固推行‘两个朝鲜’的民族分裂政策，鼓吹所谓南北‘交叉承认’南北朝鲜，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以及南北朝鲜‘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谬论。”
为了彰显中朝友谊的坚实性与可靠性，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与时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彭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朝鲜国庆30周年庆祝活动，受到高规格礼遇。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访朝，朝方派总理和一位副总理全程陪同。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在酝酿之中，大批团组到西方参观考察，带回许多新信息新理念，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全面展开。邓小平在与金日成举行会谈会见时，除反复表示中方支持朝鲜自主统一祖国的原则立场外，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他表示：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奋斗七年的结果，但不能说问题全解决了。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他表示：有人说我们好战，不是我们好战。“我们希望二十二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谈到：“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在公开讲话中，邓小平表示：“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前进，我们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都有了新的发展。”“不断加强中朝友谊和团结，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利益。”
改革前期的中朝关系与高层互访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中朝两国高层互动更加频繁，各方面交往更加密切。当年5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访朝，出席咸兴市周恩来铜像和纪念碑揭幕典礼，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中方对这次访问也做了非常广泛的宣传报道。
1980年5月，金日成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半岛统一五项方针：第一，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创造统一祖国的和平环境；第二，拆除分裂壁障，实现北南自由往来和全面开放；第三，北方和南方在创造有利于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的原则下发展对外关系；第四，发展旨在统一祖国的对话；第五，形成争取祖国统一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鉴于半岛局势开始酝酿某种重大变化，进一步拉近中朝关系，成为两国外交上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和目标。这一年，朝鲜劳动党召开了六大。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率团前往祝贺，同时参加该党建党35周年庆祝活动。
这一年，朝方出现访华热。朝鲜劳动党、社会安全部、祖国战线、军队等诸多部门的代表团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国家副主席来北京出席亚运会开幕式，政务院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981年，中朝两国总理实现了互访，影响很大。但这一年双方最重要的高层互动，是4月18日金日成对中国的内部访问。邓小平特意赶到沈阳与金日成举行会谈。时逢中方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就此向金日成作了详细通报。他说，中国党写此决议有三个目的：一是树立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恰如其分地讲清错误；三是向前看。他还说，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富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当时，朝鲜方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很感兴趣。当年11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国际部部长金永南时，详细而坦诚地介绍了中国国内改革情况。他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在中国是发展了而不是减少了，解决问题困难重重。
1982年4月，78岁高龄的邓小平赴朝进行内部工作访问。这是他第三次访朝，也是最后一次出国。陪同他访问的是胡耀邦。邓小平胡耀邦与金日成举行了多次会谈。当时，中国刚刚开始着手解决香港问题，朝方对此很感兴趣。邓小平表示，香港问题已提上日程，解决该问题的前提是主权。中国的方针是1997年整个香港都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爱国者自己组成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金日成听后，对此表示赞成。也就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将中朝关系定位成“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1982年两国关系中的最重大事件，是当年9月金日成对中国的访问。时值中共十二大召开不久，金日成时隔7年再度访华，中方高度重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党中央主席职务被撤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主要领导人，悉数前往车站迎接。在当晚举行的欢迎盛宴上，胡耀邦高度赞扬两党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赞扬金日成“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和朝鲜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赞扬朝鲜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支配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发展不结盟运动、加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和合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朝鲜领导人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三原则、五点方针以及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胡耀邦均表支持。他说：“美国驻军从南朝鲜撤走，合情合理，实现朝鲜国家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历史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它终将冲破一切障碍，直到最后胜利！”
金日成在答词中表示，朝中两国党政领导人经常来往，互相交换意见，加强团结，共同斗争，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世时就已形成的良好传统。他赞扬中共十二大树立了新的里程碑，高度评价“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实现了全国的安定和团结，进入了在所有部门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史阶段。”他表示，朝鲜全面支持“中国人民争取用和平的方法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正确方针”，“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中友谊，做出一切努力。”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他表示：迫使美军撤出南朝鲜，制止和粉碎美帝“两个朝鲜”政策，是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最重要问题。他痛斥“南朝鲜是毫无民族主权的、地地道道的美国殖民地”，断定南朝鲜当权者是“法西斯集团。”他此次访问中国，目的是同中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协商，取得更加一致的意见，来进一步加强今后的斗争。”
这时，中方领导人对金日成的尊重一如既往。他在京期间，邓小平亲自到国宾馆看望。他到四川陕西两省参观时，邓小平全程陪同。藉此机会，邓小平详细介绍了中共十二大有关情况，介绍了中国党批判“两个凡是”、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等问题。他说：国家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战胜资本主义？”金日成对邓小平的思想主张高度认同。他在成都群众欢迎大会上明确表示：“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议纲领是一个革命的纲领，它反映了过去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切工作，是完全符合革命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参观访问期间，英国首相撒切尔来访。邓小平为接待撒切尔，提前返京。胡耀邦总书记接替邓小平，亲自担任金日成主陪。访华结束前，金日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答谢宴会，胡耀邦、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
当年10月，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习仲勋访问了朝鲜。这是中朝两党交往中的一件大事。
1983年6月，金日成之子，此时已出任朝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的金正日访问了中国。为了增进朝鲜这位政治新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邓小平出面会见并深入交谈，详细阐述中国的国情特点和改革开放问题。他指出：“中国的特点是落后、贫穷，地方很大，人口太多，问题十分复杂。”“由于问题很多，我们要经常调整各种政策。要处理好这些政策的结果所引起的同其他方面的关系。”他还特别指出：“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说，今后我们可以避免犯大错误。”
金正日访华后，当年7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杨亨燮也访问了中国。中朝双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交往也日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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