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政策缺乏连续性是世界上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很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因执政党更迭或政府领导人变化而导致原定建设项目搁置或发展计划终止。这种情况不仅给外界造成了其既定的发展方略随意化，影响了外部对其合作环境的评估，更重要的是导致解决国内发展任务的阶段性目标总难以实现滞缓了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在重大的基础设施工业项目建设中，由于投资周期长，项目一旦搁置，带来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也由此让人认为这些国家政治变化热热闹闹，发展政策反反复复，社会经济发展裹步不前，人民的对发展的福祉渴望，成为国内政治集团的游戏。由此，什么样的执政观、政府治理体制更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发展研究和执政党间交流的重要内容。作为治理经验，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无疑是备受关注的。相比，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奋斗目标和阶段发展任务的纲要，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有序发展是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受到国际重视。这也是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发展经验交流的重要内容，典型的是五年计划。
中国70年所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展计划的有序稳步推进。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70年是短短的瞬间，但是能在70年中稳步有序发展，给十多亿人口带来长足的发展，这是中国发展对的世界贡献。能实现有序稳步推进各项发展计划，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其中包括延续至今的“五年计划”为代表的阶段发展方案。从1953年开始，到目前已经执行到第13个五年规划。不同的五年计划针对当时的发展要务，提出了阶段性发展目标，逐步建立健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并逐步提升中国的独立自主发展能力，逐步实现全面综合发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的政策失误，但在1963年到1965年进行调整后，1966年重新开始了五年计划的实施。关于发展阶段的定位和阶段发展特点的总结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相关理论研究的热点，其目的是希望国家对社会阶段特点及发展任务的确立更加科学合理。
发展的计划性是中国成功发展的经验，也是人类的有效发展经验积累。首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其重要性早已被证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是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竞争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背景下，实现计划性的社会生产，物质资源“按需分配”。由此，“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形态，由此备受西方市场派人士指责，认为“计划经济”存在僵化、教条、绩效低、平均主义、忽视价值规律等等负面作用，进而认为应该市场化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什么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验。“计划性发展”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它所强调的是有序、分层和稳步推进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社会经济系统中，产业的发展是分层级的，恰如生态系统一样，不同产业的发展及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不可能一致。站在今天的经验看，讨论计划和市场各自的重要性，如同对一个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特点进行批判。实施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首先要看时代特点和发展任务。列宁曾经在苏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也曾在建国初期实施“供给制”等。这样的经济政策反映的是当时经济条件下发展生产的需要。它反映的是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弥补发展落后所采用的有效措施。苏联在1928年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在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基本转变。这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政府主导预先编制发展计划的成功经验。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夕的1928年到1941年间，完成和实施的三个五年计划，不仅为苏联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为苏联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苏联在二战后实施的五年计划，对于快速修复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看，政府有计划地参与市场是合理的。市场规律作为“看不见的手”在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在促进市场快速扩张，并带动工业化发展方面却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序扩张，全球的产业洼地时代在快速消除，也由此凸显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弊端。一个突出的案例是上世纪大危机期间，出现了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家为了提高价格，消除过剩产能，而将大量的牛奶倒入河中的讽刺。由此，国家参与经济调控，利用“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控市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也才有凯恩斯学派的诞生。可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政府利用货币、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调控经济，同新建立国家在经济水平极其低下且受到外部制约条件下使用计划手段分配资源解决紧迫问题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都强调政府参与的重要性。
毛泽东主导并确立了中国社会有序发展的基本制度。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路径直接体现在建国后国家的发展方略和制度设计上，其中包括学习苏联五年计划经验。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学习苏联的经验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学习外国经验方面“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中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上关于长期以五年计划有序发展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正如国务院前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1955年7月5到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编制完成的。”在日益市场化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五年计划机制仍得以沿袭，可见建国后毛泽东主导确立的有序发展“五年计划”已成为规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
从发展的角度看，“计划经济”所涵盖的特点是多元性的，其内涵和实质绝不应仅仅停留在苏联和中国建国之初所实施的“计划经济”形式上。任何国家的建立，都会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什么样的起点，却是差异较大的。“计划经济”实施的一个前提是社会经济的落后与资源促进发展方面的短缺性以及高效利用资源促进部门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优先性。计划经济在规避建设重复投入、企业恶性竞争、工人就业保障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单从企业绩效看，中国的计划经济初期，因为刚刚从长期的动荡、被残酷剥削转向全民当家作主，企业工人的工作热情极大地释放，从而抵消了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当前讨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和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并不是开“历史倒车”，而是从体制建设角度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无疑，经济发展的“计划性”是“计划经济”的重要经验。对此，邓小平有着“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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