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正文

“和式创新”论华夏自然观 促进民族融和壮大及科技发展

聚焦中国 2018-12-05 李平林/文 (郑州大学教授) 总第393期 放大 缩小
这里提议用“华和论”术语。因“中国和式创新”[1—3]与“中华和式创新”同义,自然可简化为“华和创新”。作为一项严谨系统理论,西方喜欢用“-ism”标志,“和式创新”又在剑桥萌发,无疑应关照西方语言习惯,东西“融和”成Huaheism术语,中文表达为“华和主义”或“华和论”。该理论从经济管理出发,关注内容却在文化哲学层次。

哲学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诚如老子所言:“治大国如烹小鲜。”任何管理或经济理论未升华到文化哲学层次,就无法摆脱就事论事的窠臼。由于西方经济理论热衷于就经济论经济[4,5],因此,他们考察中国发展繁荣真可谓“经济怪物”。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起自西方,一百多年来中国曾经贫穷落后任人宰割,没有任何话语权,文化也是西方那些浅薄学者嘲笑的对象。受其前辈习惯性思维影响,目前,西方学者一时尚未领悟中国繁荣乃深厚文化积淀使然。李华教授在《瞭望中国》刊文:《中国携华夏五千年文明和创新重返世界之巅》[6],及《中国和式创新与和平崛起》[3],实乃为西方经济管理学者考察中国发展洞开了一泓舷窗。

西方人都清楚,中国人不崇上帝崇祖先。然而,他们却困惑为什么华夏文化一脉传承,而崇拜上帝的三大古老文明相继失落。纵观人类文明进程不难理解,“21世纪是一个呼唤大战略和大智慧的时代”[7],这是因为科技进步将人类拉进地球村。经济科技发展了,种种危机却不减反增。尤其环境资源危机加之宗教冲突,导致中东非洲战火纷飞,继而是恐怖袭击难民如潮。人类命运航船如何驶向和平幸福,东西方文化能否“和谐包容”至关重要。让西方学者乃至公众承认,其祖宗遗留的宗教文化倾向于“排他”,可能要经历一个痛苦过程。中国近代仁人志士以壮士断腕之勇,深挖反思几千年儒家正统文化痼疾: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竟至任人宰割。进而唤醒国人领悟,西方强盛得益于科技发达,而正统文化却非儒不用,因而淡忘了“科圣”墨子诸多重大发现。为了弥补这份遗憾,首颗量子卫星命名为“墨子”。人类共识“科技无国界”,但愿“文化无国界”将是东西方共同理念。华夏文化不同于西方“造神”“排他”,而是源于“河图洛书”“八卦太极”,祖先又创新“融和”为“天人和(合)一”自然观,几千年融和实践缔造了人类最大种族的汉族,也将继续壮大“华人”族裔。富于融和的华人更应该敞开民族胸怀,融和人类危机冲突。

“和式创新”以五千年文化为根基,倡导化解危机“仁和冲突”,自然引起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或组织的极大关注。最佳例证为4月21日应联合国邀请,李华教授作了“China′sEmbracingInnovationLeadstotheFuture”[1]主体演讲,恰逢联合国也颁布将该日作为“世界创意和创新日”。为使Huaheism产生更广泛影响,各界学者应携起手来,将这项创新理论融进各领域,除了已融和的经济文化之外,还需要通过社会、医学、科技等丰富发展。笔者从事物理学研究,有责任向科技领域开辟Huaheism新天地。模糊“电子云”描述一直令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反复强调“上帝不掷骰子”。笔者研究发现,超导电子活动果真如此。其应用价值在于实现了“液氮超导发电机”[8]运行,该机仅挥发适量液氮不消耗石化能源,最大优势是环保,目前正向产业化推进,批量投产将逐步取代现行的燃煤发电机。

八卦太极文化源流及其深远影响

几千年来,华夏民族将“河图洛书”作为文化源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见《周易•系辞传》)。又如《周易•系辞上传》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据相关文献记载,夏有《连山》,商有《归藏》,虽然两书佚失,其它文献转述显示,两书中已有八卦阴阳爻出现。“八卦”视天地万物为整体和谐依存相互转化,“太极”反映阴阳融和浑然天成相得益彰,两者均揭示了事物“融和”转化规律,这些自然观智慧凝华为“八卦太极图”。

随着八卦太极自然观丰富发展,逐步形成“天人和(合)一”的华夏文化哲学体系。《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人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应和谐统一交相呼应,如说卦传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卦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合)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合)其序。”咸卦曰:“天地感而万物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健而说,决而和”(《周易•夬卦》)等等。《周易》包含着丰富的哲学辩证思想,揭示了简单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循环性原则,以及物极则反、无穷演化等逻辑关系。中华文化一脉传承,其强大的生命力及融和性与其源于自然观密切相关,将自然观记录传承发扬光大,《周易》功不可没。

“易之为书,推天道明人事者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不仅造就了华人的思维方式,乃至影响着东亚东南亚各国社会生活。历代帝王为确保社会安定发展,将《周易》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南,也要求文臣武将认真研读。许多朝代名也出自《周易》,如忽必烈采纳汉臣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为“元”,这是据《周易•乾卦》中“大哉乾元”而取其意。又如明朝取自《周易•乾卦》“大明终始”。除了朝代命名,《周易》字词还用于年号。如隋炀帝年号“大业”,唐太宗年号“贞观”、唐高宗年号“咸亨”等等。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流,也是整个东方文化的根基。以日本为例,近代日本能富强,全仰仗“明治维新”,而“明治”则取自于《周易•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所以在日本明治期间掀起学易热潮,甚至“不知《易》者,不能入阁”。此外,日本的年号“大正”也取自《周易•无妄》辞句:“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除了日本外,越南年号“成泰”出自《周易•泰卦》:“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另外,蒙古及韩国国徽中央都有太极图,韩国则以八卦太极图作为国旗图案等等。

西周春秋战国文化及民族“融和”

据载周文王被纣王囚禁于朝歌羑里期间著述《周易》,奠定了建国的思想基础,继而武王灭纣建立西周。虽定都于镐京(约前1046年),武王深知其地理偏僻,周公旦平定三监武庚之乱后即营建东都洛邑,并定九鼎于此,其天下之中地位也成为“中国”之源。《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周公“制礼”将炎黄至夏商各部族分封“融和”,初步形成后世华夏民族,并继承了尧舜时代“协和万邦”的传统。另外,周人提倡同姓不通婚,不仅扩大了族群联合,更利于优生提高人口素质。随着铁器应用,农耕技术和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繁荣时令周围部族向往和睦共处,衰落时则遭遇侵扰,最终导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前770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周厉王昏庸暴虐,使国力衰竭导致亡国对后世警示深刻,影响着几千年来华夏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彰显了华夏深厚的“仁和”根基。历王“不仁不和”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的反面教材,国人暴动更是人类“民主政治”的先驱典范。请看《国语•召公谏历王弭谤》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苦口婆心劝告:“川壅而溃。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行善而备败,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国人崇尚尧舜禹之德,厉王却暴虐不仁不和,遭国人暴动驱逐而成就“共和”(前841年为共和元年),将“和”发展到极致,实乃“物极则反”使然。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遵循“仁和”原则,虽有动荡却始终向往回归尧舜禹“德治”目标,直至孙中山彻底实现“共和国”。

《周易•恒卦》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虽提出了“道”,却未系统阐述,老子领悟“道”之深邃:“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处其一焉”(见《道德经 • 二十五章》)。将“天人和一”自然观表达得淋漓尽致,与西方“上帝”创世观念形成鲜明对照。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就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生而为人就应创新,帝王更应谨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见《道德经•六十四章》)。更明确提出如何才能够“融和”天下的战略:“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见《道德经•六十六章》)。

孔子入周问礼成为历史佳话,更彰显了其光大华夏文明的崇高使命感,远非当时天子诸侯可及,进而整理典籍传达“仁政”理念。看典籍《尚书•尧典》所述:“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彰显了儒家“为政”“俊德”“和睦”主张,大力倡导“仁者爱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言下》)等民主思想。华夏文化自然观能够发扬光大,得益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创新思考及政治实践,孔孟汇集“仁和”思想成就儒家学说。后世尤其推崇周公制礼功绩,孔孟均出自周公封地可谓最佳注解。

两千多年来,华人会脱口而出:“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丑下》)。“履和而至。履以和行”(《周易•系辞下传》)。更向往“大同世界”《礼记•礼运》。儒家经典《中庸》更是对“和”理念给予系统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可见“中庸”者,乃“中正”“中和”,不偏不倚,实现“中和”,即可“天下之达道”。孔孟教诲启示深刻,面对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我们应该“求同和异,和谐包容”,进而丰富“中和”“华和”理念,引领未来发展。

秦汉与后世民族融合壮大佳话

回顾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历程就是一部融和史。上古炎黄部落融和,继而尧舜禹“克明俊德”,仁被天下,“协和万邦”,垂范后世。周朝因文王武王周公的开明,更是吸引周围部族向往融入中原,融和成华夏民族主体。经历春秋战国正真融和统一,秦汉基本实现了孔子设想的“大同世界”雏形。汉朝社会文明进步巨大,当时朝野上下的仁爱和睦开明解放,“以人为本”理念不比今天差多少,尤其刑罚基本摆脱了野蛮时代的残酷,男尊女卑意识淡薄,彰显了人性文明的光辉。东汉洛阳太学生多达三万余人,实乃人类教育史上崇高丰碑。而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却依然是野蛮的奴隶社会。因此不难理解,英国卓越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比较人类史后感言,如果他能选择的话,最希望生活在一世纪的中国汉朝。

在民族关系上可谓秦修长城汉和亲。汉皇室公主和亲不少,唯“昭君出塞”倍受后世赞颂。当时汉室帮呼韩邪单于平定了匈奴内讧,后者多次请求汉皇赐婚,王昭君主动请愿出塞远嫁,因其卓识担当凭一怀思乡愁绪,春风和泪连绵两族几十年和睦,不仅免除千万将士流血捐躯,也促使大批匈奴人融入汉族。因此,后世怀念文墨不绝,如李白《王昭君》诗云:“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秦汉之后促进民族融和典范当属拓跋宏和李世民,北魏拓跋宏敬仰汉人祖母教诲,深谙鲜卑文化滞后,远不及汉文化深厚博大,迁都洛阳后率领族人承汉制着汉服改汉姓,彻底融入中原成为民族融和佳话。

唐代李世民有鲜卑血统,对待异族更显得胸怀博大:“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青藏高原在松赞干布治理下基本统一,因向往中原繁荣,他多次向李世民请求赐婚,成就了文成公主入藏的千古佳话,也有力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发展进步。和亲功绩诚如唐代诗人陈陶《陇西行》诗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唐朝对其他各少数民族同样仁爱有加,尊重他们生活习惯民族传统,尤其新开辟一条大道,通向漠北纵深处,沿途设置68处驿站,中央政府备有马匹食物等各项供应,以便部族之间交往,周围各部族也共同拥戴李世民为“天可汗”。

华夏自然观促进科技医学发展

与华夏自然观相反,西方造神运动却绵延几千年,只要谁“神欲”十足即可自立为神,如耶稣、穆罕默德,继而是东正教、新教,以及逊尼派、什叶派等等创立者,至今并未绝迹,才会宗教冲突不断,只是“神欲”无奈弱化而已。宗教信徒为上帝而生死,头脑里没有祖先位置,更不需要继承祖先业绩和文明,其失落成为必然宿命。反思古文明因何失落,的确是一个沉重话题。让西方学者乃至公众承认,其祖宗遗留的宗教文化倾向于“排他”冲突,可能要经历一个痛苦过程,的确需要极大勇气。
中国近代沦落之痛,激励大批仁人志士,如谭嗣同等殉身成仁,终究唤醒国人深掘没落文化痼疾: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竟至任人宰割,领悟了西方强盛得益于科技发达。反观华夏典籍,方知《墨子》许多重大发现遥遥领先时代。如小孔映入暗室景象观察,直到一千年后阿拉伯人又重新发现,传入欧洲成就了近代影像术。力学数学成就亦超越西方,最早对认识论逻辑学明确论述。若沿着墨子科学道路前进,近代科学应在中国诞生,历史却无情留下李约瑟疑难[9]。因华夏正统文化非儒不用,仕途几乎是读书人的唯一选择,墨子成就无可奈何旁落。为了弥补这份遗憾,首颗量子卫星冠名“墨子”,更追封其为“科圣”。

中国四大发明意义尽人皆知无须赘述。这些发明皆源自社会实践及对自然事物洞察,如指南针,火药则更是与道家炼丹八卦太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经络脏腑、阴阳五行、辨证施治,实乃发扬光大“天人和一”自然观的最高成就,尤其疑难杂症综合诊治功效无与伦比。《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杂症论》等中医经典,对许多疾病的诊治技术比西方早得多。东汉炼丹士已掌握水银锡等冶金技术,一千多年后才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华佗用麻沸散施行开腹手术,比欧洲麻醉手术也要早一千多年。晋代葛洪用狂犬脑治疗狂犬病开创免疫学先河,西方近千年之后才有类似医术,由此发展的种痘防天花技术,也较英国詹納早二百多年。北宋所用人体解剖《存真图》,比达•芬奇的解剖图和维萨留斯的《人体之构造》要早400多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为达尔文赞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成果众多难以罗列,西方创新理论视之为“开放式创新”[4,10—12],其实应归之为“和式创新”[13,14]。

目前,中国的“高铁”“支付宝”等创新成就,海外评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为国民生活带来的快捷令世界瞩目。而上文提到的“墨子”量子卫星,则更是领跑世界通讯科技,这是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团队完成了从理论到技术的跨越。麻省理工物理学教授VladanVuletic评价道:“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把科学转变为技术。如果实验成功,它将可以在实际上用于安全信息交流。”量子通讯听起来很神奇,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奥。这是一种通讯“随机”加密技术,当然也不像用户设置密码那样简单。它利用量子纠缠态进行加密,只有与之对应的纠缠态才能够识别,用破解人为设置密码系统方法解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谓“量子纠缠”就是多粒子状态的某种叠加,参与叠加的粒子越多,其纠缠态就越难以识别,一旦实现相互识别,其保密性就越强。

“墨子”可谓当代重大突破性创新[15—17],这种尖端技术离不开量子力学。自从量子力学创立以来,“波动电子”对导体和绝缘体成立,对半导体更显适应,才使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然而,这种模糊“电子云”描述,令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反复强调“上帝不掷骰子”。笔者研究发现,超导电子活动果真如此。它们像“鸳鸯”那样成双成对运动,更像勤劳的“蜜蜂”那样井然有序,原子热振动助推其前进,于是超导体内既是“零电阻”又是“零磁场(迈斯纳效应)”。《铜氧超导微观解析理论》计算值和相应实验符合甚佳,进而有了“液氮超导发电机”发明[8]。目前已完成第三代样机发电实验,其仅挥发适量液氮不消耗石化能源,如果实现氮气液氮循环发电效果更佳,最大优势是环保,目前正向产业化推进。批量投产将逐步取代现行的燃煤发电机。

“和式创新”任重道远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种种危机却不减反增。尤其环境资源危机加之宗教冲突,导致中东非洲战火纷飞,继而是恐怖袭击难民如潮。金融风暴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恢复乏力,为了缓和所面临危机,逆全球化浪潮涌动。而中国近四十年的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应对危机挑战的中流砥柱。为使西方洞察中国发展底蕴,“中国和式创新”应运而生。然而,真正引领人类社会未来航向,尤其“和谐包容”西方宗教文化,依然任重道远。
上述量子通讯和“液氮超导发电”均涉及量子力学应用,可谓“东西方科技”融和的成果。如此提法颇显荒谬,因为“科技无国界”理念已深入人心,尤其近代科学源自西方,东方似乎早已丧失“科技”话语权,即使完成重大发现也无“东方科技”之说。这不仅仅是西方人的误解,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清楚华夏子孙曾淡忘先人许多重大发现。其实,十六七世纪之前,华夏科技一直遥遥领先其它各文明。笔者身置科学领域,深感应为世人讲清华夏科技领先故事,理清其对人类文明进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必将发现更多“和式创新”成果。如英国学者孟席斯著书例证,他查阅到更早的大西洋海图,认为哥伦布驶向美洲,以及达•伽玛环非航行,其实已有郑和船队绘制的航海图,为其私利秘而不宣。再者,前两船队航海技术远不及后者,规模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华夏科技领先事实,也许西方宗教文化更容易“和谐包容”,因“科技无国界”已成共识,但愿“文化无国界”理念也能如此。诚如汤因比所言:“墨家将博爱作为义务,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现代人类科技已实现统一,但在文化感情方面却没有统一起来。只有博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文化无国界”若成为现实,相信“宗教冲突”、“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自然融解。然而,届时请世人铭记,那是华夏民族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之功。每当顾念中国近代灾难深重,任人宰割,却能够生生不息,浴火重生,几千年来能够消弭三大古文明失落噩运,祖先创造自然观“仁和”功勋大矣!感慨万端,赋词一曲,明志倾怀。
《天仙子•仁和曲》
八卦太极自然观,
天人和一仁爱传。
不崇上帝崇祖先。
华龙闲,黄河澜,
笛声悠悠八千年。

参考文献:
[1]Li-HuaR(2017)China’sEmbracingInnovationLeadstotheFuture,UNChroniclehttps://unchronicle.un.org/article/china-s-embracing-innovation-leads-future
[2]Li-HuaR(2017)China’sEmbracingInnovationleadstoitspeacefulrise,TheOnlineJournalofChinaPolicyInstitute:Analysishttps://cpianalysis.org/2017/05/11/chinas-embracing-innovation-leads-to-its-peaceful-ris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3]李华“中国和式创新与和平崛起”【J】瞭望中国2017(11)18-23
[4]HenryChesbrough,“OpenInnovation:TheNewImperativeforCreatingandProfitingfromTechnology”【M】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2003,Boston,UnitedStatesofAmerica.
[5]王成刚,杨洋“创新全球化:中国的机遇与挑战”【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14(2)04-09
[6]李华“中国携华夏五千年文明和创新重返世界之巅”【J】瞭望中国2017(04)10-13
[7]李华“和式创新中的可持续发展观”【J】清华管理评论2016(10)48-53
[8]李平林“铜氧超导微观解析理论——实验证据逻辑一致性及超导应用展望”【M】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郑州,2016(4)1-184
[9]欧阳晓东“墨学中绝与李约瑟疑难及雷斯蒂沃困惑”【J】湖南社会科学1996(6)73-77
[10]JinChen,XiaotingZhao,YuandiWang“Anewmeasurementofintellectualcapitalanditsimpactoninnovationperformanceinanopeninnovationparadigm”【J】InternationalJournalofTechnologyManagement2015,67(1)1-25
[11]高俊光,孙雪薇,赵诗雨,杜垚“企业开放式创新合作策略:文献综述”【J】技术经济2017,36(3)34-45
[12]陈劲,侯英梁“重思开放式创新”【J】清华管理评论2015(7-8)
[13]李华“中国和式创新引领未来”【J】企业管理2017(2)14-17
[14]李华“拥抱矛盾,“和”式创新“【J】清华管理评论2016(6)29-33
[15]黄海霞,陈劲“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最新动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7)102-105
[16]陈劲,汪欢吉“国内高校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多案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5,33(4)490-497
[17]邵云飞,詹坤,吴言波“突破性技术创新:理论综述与研究展望”【J】技术经济2017,36(4)30-37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