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式创新理论是英国剑桥中国创新研究院创始人李华教授，在对世界各国创新实践与中国创新实践的比较研究中，概括中国创新实践特点提出的新型创新理论。这一创新理论依据中国创新的文化根基，对中国创新实践区别于西方国家创新的不同战略、不同路径、不同结构、不同氛围、不同环境进行了区分，显示了中国创新的内在优势，为中国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了理论支撑，非常值得中国创新理论学术界和从事创新实践的企业家、投资家展开进一步深入讨论与研究。
一、“和”式创新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1、从哲学层面对中国文化与创新的内在联系做出回应。谈到创新，人们往往以为源自于西方文化，所谓言创新必称西方，反之的寓意是中国的文化根本上是不创新的。曾有很多西方学者断言：亚洲国家不可能有原始创新力，只能跟在西方后面模仿，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化是不创新的。李华教授提出的“和”式创新理论从创新哲学的起源提示了这种思维惯性的片面性。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原始颠覆型创新国家，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是没有创新的基因，这个基因是存在的。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思想家都思考并解释了创新的内在规律。孔子提出了教育的创新问题“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明确提出学习与思考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的目的是思考，是提出创意。学习如果只知死记硬背，而不加以思考、消化，就毫无收获。孔子主张“不奋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提倡思考、开导、启发式教学。学习、思考达至创意，在认识客观世界乃至于科学的发明创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更经典的是老庄哲学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视角提出创新的内在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庄哲学认为“人天合一”、“人天相应”、“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从而“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以实现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以实现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道家哲学经过孙子兵法的演绎，又形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式战争哲学。“和”式战争哲学虽然在世界战争史上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二战以前还是以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暴力致胜，你死我活的战争哲学作为历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理论指导。但是到了第六次科技革命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催生了知识军事变革，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式战争哲学，就自然而然成为高科技条件下知识军事创新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武器，替代了克劳塞维茨的暴力致胜论，先是激发与引导了二战以后美国的知识军事变革，而美国的知识军事变革的成功，继而启动全球范围的知识军事变革。这一经典案例告诉我们：李华教授提出的中国“和”式创新理论，从哲学层面及意识形态高度，解释了中国文化可以引领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特质。
2、“和”式创新理论也明确提出了基于中国文化基因的独特的创新路径。无论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还是中国的社会创新与体制创新，一开始都不是一步到位无中生有的原始颠覆式创新，而是从模仿引进起步的改良演进式创新，改良演进式创新不是看不到自身缺乏创新的问题之所在，而是在认识到缺乏创新的问题后，先是学习西方创新强国的创新经验，引进模仿西方创新强国的技术、工艺、产品、管理甚至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在学习引进中逐步积累自主创新的主客体条件，逐步孕育无中生有的颠覆式创新实力。看到中国缺乏原始型创新的客观矛盾，拥抱矛盾与时俱进，这种极具耐心、韧性的创新风格，实际上是悟透世间万物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客观演化规律，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演化有机融合，是“和”式创新的既科学又积极的创新历史观。这种既科学又积极的创新历史观在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中处处体现。比如张载把事物的矛盾变化概括为“两与一”的关系，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认为两与一互相联系，互相依存，“有两则有一”“若一则有两”。目前中国著名的制造业企业华为、联想、海尔、格力，中国中车，以及互联网著名企业阿里巴巴、百度、搜狐、新浪、腾讯的发展经历，无不证明这条中国从模仿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和”式科技与产业创新路径的成功，当然也预示了中国下一步进入原始颠覆型创新的基本轨迹。
不仅是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此，即便是中国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也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条“和”式改革路径：安徽省小岗村农民根据朴素的生活道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未经上级批准，在全国率先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则按照“不管白猫和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则，支持肯定了农民群众的改革举措，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序幕。对于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所有难题，邓小平都是以“拥抱矛盾，与时俱进”的改革策略进行设计，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贫穷问题，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关于历史上的殖民地问题采取“一国两治”的解决方案，正是这样一种和式改革思维，才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很多历史遗留的复杂难题，才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3、“和”式创新理论也提出了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处理的基本原则。中国曾经是一个不发达国家，通过引进模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努力奋发进入到原始颠覆型创新国家的行列。毋庸置疑中国正在崛起，西方各国以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惯性——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必然会威胁到西方发达国家，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总在宣传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崛起存在太多的顾虑。李华教授提出的“和”式创新理论，以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国中庸文化的基因决定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到其他国家，反而会帮助到其他国家，实现双赢。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解释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国人追求的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在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中，这种中庸哲学既体现中国崛起后的处世之道，也能够为当前世界很多复杂问题寻求解决之路径：各种文明之间的不同是客观存在，按照中国的中庸之道，世界各国需要追求世界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可以是世界各国治理彼此关系追求的一种境界，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相辅相成；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共生共长。求同存异是和而不同的前提，“求同存异”是找出共同的地方而又尊重不同。而不是你死我活，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和谐世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各方面之间彼此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相混同，叫做同——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孔子认为，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和”是指一种多样性有差别的统一，不同是指有自己的理念不盲目遵从他人。总的来说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包容理解别人的想法。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道德经》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将矛盾对立双方互相冲突交和作为达到和谐状态的必要条件。“求同存异”不是目的，而是为大家的共同目标服务，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理想。《易经》中的《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言显示中国人在处理国家关系中有大地的包容性、宽厚性、容忍性；负载万物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在当今世界上，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不协调，需要人类以正视现实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去解决、去调适。中国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要求各个国家、各种制度和各种文明之间不仅仅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井水不犯河水，还需进一步发展为和谐共存，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积极互动。反映了中国的一种内在需求，也反映了世界的期盼，势必激起一种普遍的心灵呼应和关注，主导世界的外交关系走势。
和式创新中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不仅仅成为中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石，而且也是中国参与环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的思想原则。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称，中国是一种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期待。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创造人类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以其二元对立观在世界制造了冲突、隔阂与对抗，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中庸包容，和而不同、和谐共进。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将是开创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探索人类新文明的过程，这既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人类文明的期待。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崛起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目前中国正在实践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践行国际领域的和而不同的“和”式创新：中国的企业贯彻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走出国门，或者直接在当地开设工厂，吸收当地居民就业；或者搞兼并重组，输出中国的技术产品，提升当地的产业结构。利用对外投资，把企业微观目标和国家宏观目标的有机结合，把中国企业国际化与世界各国的全球化相连，推动驻在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与驻在国形成了全球利益共同体，开启全球合作新的历史篇章。
4、“和”式创新理论从创新者个体与创新群体的关系阐述了中国创新的“和”式精髓，厘清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文化动力。全球原始颠覆型创新的基本流程是：直觉突破式创新——解释规划式创新——推理操作式创新——推广扩散式创新。具有原始颠覆型创新能力国家的显著优势是：能够保证每一创新个体在依法公平竞争，允许失败试错、社会合作包容的制度生态中进行自我开放、自我探索，个人的努力，与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的制度环境构成了原始颠覆型创新的组织生态、就像热带雨林的生长一样。创新尤其是原始型创新的最终动力不是来自于GDP的增长，也不是仅仅追求国家的强大，根本动力，源自于每一个社会个体尤其是年轻人应用个人的天赋特长、兴趣爱好、激情梦想、实现自己的创意灵感，提升与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和谐美好的内心善念，而国家则为个人美好理想的实现提供制度组织条件。所以一个国家的原始颠覆型创新能力既体现创新主体的个体素质，更体现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质量，同样一个具有创新潜能的个体，在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中成为成功的创新者，而在不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中，就可能是个失败者。个体素质与群体制度环境结合才使创新成为可能。所以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必须是和谐的，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出创新。李华教授的“和”式创新理论诠释了创新个体与创新群体之间的“和”式关系，对中国原始型创新能力形成至关重要。
二、“和”式创新理论的应用条件
李华教授提出的“和”式创新理论，基本概括了中国创新的特征，在世界创新理论的研究中初步形成中国流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但是在中国从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型，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的当下阶段，和式创新理论的现实应用是需要条件的：
一是要在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完善中国的文化体系，使“和”式文化真正成为文化主流。中国的文化虽然从本原上具有“和”式文化的基因，但是“和”式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曾经长期处于冷冻状态，被其他的非“和”式文化所压制。比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文化，以及皇权文化衍生的官本位等级文化则一度占据主流。人们都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尊卑的文化中生活行事，从而在客观上抑制了“和”式文化的正常生长，从而也阻碍了“和”式文化的社会普及。所以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如此丰富的“和”式文化传统，却处处感受到官本位等级文化特权文化的无所不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优势并没有有效地发扬光大。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我们对官本位文化，尤其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化文化进行反思，对中国的文化系统做出深刻的结构调整，恢复与扶持“和”式文化作为文化的主流，从而使“和”式创新在厚实的“和”式文化根基上顺利进行。
二是需要中国加快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型的速度。“和”式创新理论的应用，根本上需要一个法治为本、社会自治、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体制环境，而目前中国处在从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科学分权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显著存在着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市场主体与社会自治相对较弱的状态，必然使“和”式创新在实践上遇到许多体制机制障碍。比如中国年轻人中存在着大量的能够进行原始型创新的超常型默示知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达自己的知识，但是却能够凭借激情和天赋进行创新创业？年轻人可能在明示知识的拥有上比不上中老年人，甚至在常规知识上也不如中老年人，但是在默示知识的拥有上，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的拥有上比中老年人更有优势，在中老年人的明示知识辅佐下，年轻人的超常型默示知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这就是人类知识分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本位的人事管理制度根据常规型知识的特点进行人事管理，容易使权利拥有者自己的个体知识存量作为知识管理的标准，导致权利拥有者的权利自私和知识自负；容易使常规型知识在行政等级的管理系统中成为主流，而超常型知识则被边缘化。那些不在领导视线之内的超常型知识，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就可能被压抑和消减，自生自灭。即便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并容忍超常型默示知识，也由于其层层叠叠的等级决策结构，而使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认可过程变得滞后和僵化。中国从引进模仿型创新阶段向原始颠覆型创新阶段的过渡，尤其需要建立超常型默示知识的新型知识管理制度系统：让所有年轻人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放开手脚想事做事，维系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局面，通过能力本位的竞争，让拥有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年轻人不需要关系、背景就能脱颖而出；管理者不能替代年轻人自己去挖掘自己的知识，只能是诱导他们自我发现，对年轻人失败采取宽容的态度，把年轻人的失败后再创业看成是年轻人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认识和评价过程，建立失败后的继续创业的扶持机制。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是动态竞争的，但又是脆弱稚嫩的，需要管理者维护一个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只有深化体制改革，才能释放年轻人的创新潜能，“和”式创新的制度环境才能建立起来。
第三个条件是深入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也是“和”式创新实践的基础。从文化的特点看，西方文化侧重于科学文化，注重人与物的关系，擅长于科学试错，解剖分析的实验论证。而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侧重于人与人的关系。与西方哲学开始于对自然的感知，进而力求对其进行认识和把握的外向型特点不同，中国哲学开始于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而试图给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支撑。因此，如果说西方哲学以外向型的自然哲学为重的话，那么，内向型的生命哲学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比如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流派的老庄道家，从自然达到天然，建构起以“道”为中心的自然而自由的生命哲学理论。中国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曾预言，西方科学文化主导世界之后，中国的伦理文化将替代西方科学文化主导世界，因为在物质财富丰富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单靠科学文化不能有效解决，需要依靠中国伦理文化参与解决，甚至成为解决人类社会复杂问题的钥匙。梁漱溟先生的这一预言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有可能成为现实。从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伦理文化的不同特征，我们可以判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西方文化的优势与中国文化优势是可以强强融合的。中国伦理文化不是与西方科学文化决裂的方式主导世界，恰恰相反，是在虚心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系统融合的新型中国文化。中国伦理文化要想主导世界，必须将自己的文化建立在西方科学文化的根基上，而不是抛弃他，排斥他。把中国伦理文化建立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科学文化融合进中国伦理文化内，将真文化与善美文化有机融合成真善美文化系统的再造后，才能引领世界。李华教授的“和”式创新理论，既是对梁漱溟先生预言的佐证，也是对中国新时代文化创新的自信。毋庸讳言，在夯实科学文化的根基后，中国的伦理文化才能更完善，更现代。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不仅能与时代同步，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和世界潮流的前列。
中国的创新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模仿引进型创新，到本世纪的原始颠覆型创新，中国的创新正在从最初的跟跑，到现在的并跑，并进一步争取从并跑到领跑，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创新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和式”创新理论揭示了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创新强国的文化基因，增强了每一个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心，也使中国在面临国际国内复杂严峻挑战时，具有迎难而上的底气。正因为此，“和”式创新理论也必然会成为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中国创新理论流派，提升全球创新实践与创新理论研究发展的境界与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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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 “中国携华夏五千年文明和创新重返世界之巅” 【J】瞭望中国 2017 （04）10-13
李华“中国和式创新与和平崛起” 【J】瞭望中国 2017 （11）18-23
李华“中国和式创新引领未来”【J】企业管理 2017 （02）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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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竹兰《直觉式创新与中国知识管理制度的改进》，探索与争鸣 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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