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发展，极大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增长。以民营企业为载体的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既竞争、又协同，共同繁荣了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因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就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党的十九大再次重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当前,必须坚持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的协同发展，共同夯实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基石
中国国有经济的真正起步是建国初期快速工业化的国家积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兴办大量的国有企业建立了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快速实现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继续承担国家安全、基础民生保障，实现跨越发展的重任，与其他经济共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首先，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有自主可靠的国防力量，作为人口大国，必须有为人民提供基础民生和福祉发展的基本能力。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必须在诸如军工等行业为代表的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在重要的非再生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方面起控制作用。在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跨经济区域、跨流域的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援疆、援藏项目、重点扶贫项目中承担起主导责任。在涉及基本民生的重要行业，如全国性粮棉及重要物资储备、供水供电、城市公共交通、居民基本文化生活、健康医疗等方面承担起基础作用。此外，在一些特殊的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与承担特殊功能的领域，如烟草等，在市场化改革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与其私人垄断则不如保持国家垄断。
其次，国有企业是中国战略竞争领域的排头兵。
战略竞争领域体现国家综合科技与经济实力。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需要一定的资源集中，需要国有企业“非经济”性地投入，为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提供产业科技基础。当前，国有企业是推动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力军，中央企业国家级研发机构全国达90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到一半以上。2018年世界《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大陆地区115家企业上榜，国有企业占83家，其中，中央企业59家。中央企业的创新发展，在自身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让利惠及全社会，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各类企业的转型升级。如中央企业吸收消化并发展的高铁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交通效率，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降低了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又如电信企业对巨额投资的4G、5G项目没有进行技术垄断，而是提速降费，让利社会，促进了中国诸如电商、电子银行等行业的快速兴起，也极大地促进了很多其他行业业态的快速转变。
其三，是中国社会财富积累的提供者。
当前，中国仍然有大量国有资本分布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处于公平的市场竞争状态。如食用油行业，中粮的福临门在市场上与其他经济类型的食用油进行激烈的品牌竞争；广药集团的王老吉与民营的加多宝进行白热化的市场竞争；炼化行业，中石油、中石化正面临大量极具实力的民营炼厂竞争；发电行业，中央企业的发电集团与地方国资发电企业、民营发电企业竞争；建材、医药行业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在这些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拼的是技术、比的是治理结构和管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压力。不仅如此，国有企业不仅每年以国有资本预算上缴国家财政，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通过国有股权的减持政策来充实社保基金，已占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35%。
因此，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需要有进有退，为国家提供积累，从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及时退出。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繁荣之基
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中国国民经济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活力，释放了巨量的人口红利和市场红利，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首先，民营企业是中国的经济繁荣之基。
没有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告别了短缺经济，与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为全社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品供应是分不开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大量兴起，以其对市场的敏锐判断和灵活的经营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供给,极大地繁荣了中国市场经济。目前，中国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国GDP的50%左右，民营经济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民经济肌体，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经济繁荣之基。
其次，民营企业是中国就业稳定之锚。
维持较高水准的就业率是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之一，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中国是世界性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尤为重要。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由民营企业提供，农村转移劳动力70%以上在民营企业实现就业。民营企业解决的就业人数全国占比从2011年的19.2%提升到2017年的29.9%，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通过不断提供新就业岗位，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稳定器。
其三，民营企业是中国科技市场化创新的重要动力。
国有企业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创新，民营企业具备高度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对市场需求高度敏感，对科技市场化创新有高度的兴趣，他们一方面吸收国有企业基础性创新成果进行市场化再创新，另一方面直接通过外向型经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再创新，在创新中不断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据统计，面对市场需求的企业技术创新的75%以上和新产品开发的80%以上由中小民营企业完成，不少民营科技企业通过科技创新的市场化应用登上了科技高峰，创造了良好的业绩，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有些跻身于世界高技术产业竞争行列。自2005年至今，科技部批准建设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为175个，依托民营企业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22个。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要力量。
其四，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部分。
民营企业从兴起之时便与中国对外开放紧密联系。1999年国家允许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2004年外贸经营权放开，2005年允许外贸个体工商户以一般纳税人身份享有出口退税权。民营企业发挥船小好调头的灵活经营特性，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至2018年8月，民营企业的净出口占比长期维持在100%以上。今年上半年，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5.52万亿元，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39.1%，其中，出口3.57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7.5%，继续保持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同时，成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提供者，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五，民营企业是中国财政税收的重要提供者。
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不仅每年提供新增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同时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大量税收，民营企业税收占全国财政税收的“半壁江山”。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夯实中国经济发展基础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各有所长，也各具其短。从机制上看，国有企业的最大长处是治理结构完整，组织架构上“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俱全，制衡设计较完整，决策相对稳健等特点；而民营企业则经营灵活，市场反应灵敏。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政企不分导致的软预算约束、责权利不明晰，经营不灵活，此外还存在出资人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倾向等问题；而民营企业则存在职业经理人缺失、企业管理家族化、独断专裁、决策不科学不慎重、后继乏人，发展难以持久等问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关系。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少，资产在全社会占比不足1/4，但资产集中，大企业居多；而民营企业虽然数量占全国企业90%以上，但一般是中小企业。2017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中，国有企业占多于40%，民营企业仅占24%。小企业与大企业一般具有天然的配套关系，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难点就是缺乏支撑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导致中小企业无从配套，无法发展。而在一般竞争领域，更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处于相互竞争状态，平等接受市场的检验，优胜劣汰，所有的企业都将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因此，要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长期繁荣稳定，需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共同支撑、协同发展。
首先，要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中国基础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中国主要产业的经济技术引领者和带动者，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主力军，更是坚持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保障。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深化内部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活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理直气壮地做大做优做强。
其次，民营企业要加快转型。
民营企业虽然经营灵活，但也存在治理结构不科学、原创性创新基础薄弱等问题。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盈利能力一路下滑，净资产收益率从2011年的28.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19.6%，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说明中国民营企业也到了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民营企业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稳健性，同时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更多原创性创新引领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其三，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无论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均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造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市场机制下并不存在“谁混谁”的问题，关键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转机建制的需要，实现优势互补。只要坚持市场化公平交易、公开、公正原则，尊重市场主体自身的意愿，就能获得双赢的效果。此外，国有企业发展和有序进退均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清楚表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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