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9日，我来到风景如画的北京怀柔宽沟，出席在这里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暨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年会”。本次会议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联合举办。在这里，我很高兴地与一些理论界的老朋友重逢，包括逄先知、滕文生、邵华泽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有一批理论家专门从事理论、政策、文献、党史研究工作。他们参与起草的文件、讲话、决议等，虽然常常不署名，但却广为人知，影响深远，被人们称为党和国家的“文胆”。逄先知、滕文生、邵华泽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我与他们的交往也源于我们1992年共同参与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我与逄先知、滕文生、邵华泽都是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我对逄先知、滕文生、邵华泽等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理论水平留下深刻印象。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毛泽东同志文章中的一段文字，逄先知马上说出这段文字在《毛泽东选集》里的哪一卷、哪一页。逄先知以研究毛泽东享誉全党。他有一项无人可比的优势，即：1950年冬至1966年夏，他曾为毛泽东同志管理图书报刊，历时17年。这段经历不但使他得以在耳濡目染间感受伟人魅力，而且大大有益于他日后成为毛泽东研究专家。1992年10月20日，起草十四大报告期间，他在玉泉山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和《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签名赠送给我。这两本书虽不是逄先知的专著，但逄先知的文章都在书中占据重要篇幅。特别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对我很有启发。逄先知转述了毛泽东年轻时“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的“四多”习惯，反映出爱读书的同时必须要有独立思考、追根究底的精神。
我们夫妇收藏的滕文生的签名书，是由他题写书名的《史林智慧琐谈》。这本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和《文献与研究》编辑部编写，收录了《党的文献》杂志中“历史文献中的人和事”专栏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谈到毛泽东同志1958年5月23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宋玉《风赋》中“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引用。毛泽东通过这句话，解释了“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风也能“盛怒于土囊之口”的道理，启发党的干部们要在一个事物尚处于萌芽之时就认清其本质，预见其发展，引导它走向正确道路。我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无论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还是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都与我保持着交往。他既是理论工作者，又是一位集思广益的理论工作组织者。我知道他十分钦佩胡乔木，经常讲到胡乔木，学习胡乔木，以胡乔木为榜样。如果说，党内确实有滕文生这样的一批“文胆”，那么，被称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就是这些“文胆”们当之无愧的楷模。
邵华泽是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进入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的，但他还有一个与我有关的特殊身份：军人。他曾任解放军报副社长、总政宣传部部长。即使是后来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全国记协主席，邵华泽仍然未脱军装，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在起草小组中，我负责起草国防与军队建设那一段。邵华泽给了我很大帮助，因为这恰恰也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1996年夏，邵华泽将《生活与哲学》一书签名赠送给我。
邵华泽还以精通书法广为人知。他出身于诗书世家，父亲邵宗伯就精通书法。1996年，邵华泽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书法作品展，纪念邵宗伯百年诞辰。这些展览作品结集出版后，邵华泽签名赠送给我。启功曾作《十六字令》赞扬邵华泽的书法：书，真草随心笔自如，天作纸，云物卷而舒。
我珍惜与逄先知、滕文生、邵华泽以及其他理论家的友谊。当得知我将在2011年6月9日有关党的理论会上与他们重逢时，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我请夫人寿瑞莉找出纪念十四大召开的首日封，在会议间隙，请逄先知、滕文生、邵华泽在上面一一签名留念。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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