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国际交往活动中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及其公众所形成的整体印象。国家之间在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的形成产生影响。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平程度、国家竞争力、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外交表现都对该国国际形象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国家名片”，它的定位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力，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利益关系。因此，在当代社会各国都把提升国际形象作为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目标来追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特别是十六至今的十几年间，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的看法日益多元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丰富多彩。
那么，当前中国需要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形象来减少发展中的阻力，促进和平发展，实现低代价跨越？如何构建这种积极的国际形象？如何看待“负责任大国”与“文化中国”国际形象的关系？同时，对国际社会的多元观点，中国应当如何看待？
对于文化中国的形象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的研究成果指出：
国内外学界一般将国家形象系统“切割”为七个主要范畴：政治(Politics）：包括政治体制、国家制度、政府信誉等；经济（Economy）：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国民收入等；文化（Culture）：包括历史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社会（Society）：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素质等；科教（Technology and Education）：包括科技实力、创新能力、教育水平等；外交（Diplomacy）：包括对外政策、外交能力等；军事（Military）：包括军事建设、国防能力、军队素质等。
这七个范畴几乎囊括了国家事务的全部内容。诚然，国家形象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但这种无所不包的开放性论断必然导致粗糙的“化约论”，即以“整体建构”之名忽略对国家形象目标导向的考察。在这七大范畴中，国家形象战略当以何者为重？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优先序列？是否可以指认出某一范畴，它能够承纳、统摄其他诸范畴？
胡百精通过大规模实证研究发现，文化范畴应成为当前中国国家形象的优先范畴，“文化中国”应成为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导向。调研显示，海外意见领袖对中国国家形象构成维度的期待中，文化范畴获选率最高（77.8%），以显著优势位居第一；以下依次为社会（37.0%）、经济（34.0%）、政治（21.7%）、科教（21%）、外交（9.6%）和军事（6.9%）等。如图1所示：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海外意见领袖的印象中，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是主打“经济牌”。调查发现，“经济迅猛”发展是目前中国留给海外意见领袖的第一印象（64.2%），而非前述的他们高度期待的文化范畴。这一结论客观地反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在国际社会的现实投射。如图2所示：
统观两组数据，海外意见领袖的文化期待和中国的经济议题优先形成了显在的断裂。弥合断裂意味着国家形象系统的战略性调整：转换经济与文化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优先序列，以文化中国为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导向。导向调整意味着有“破”有“立”。破者，认清并规避既有导向——“经济中国”的缺陷和损害；立者，界定并规划预设导向——“文化中国”的内涵与属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伟大的战略宏图和国策方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富国强民理想一以贯之的延展，历史意义自不待言，现实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发展属于硬实力建设范畴，是于国内国外进行资源占有、机会拼抢的结果，归根到底服务、服从于国家主体“永恒的利益”。中国经济腾飞，以雄厚之实力崛起，必然促成全球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再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炮制出来的。尽管我们对这些论调可以展开种种辩护、回击——譬如在“崛起”之前加上“和平”字样，但始终无法跳出一个悖论：以作为硬实力的经济话语主导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
出路在于构建文化中国国家形象。以文化优先替代经济优先，是一个有关序列划分的问题，而非一个淘汰或放弃的问题。文化中国不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的否定、排拒和放弃，恰恰相反，它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立足经济建设而又超越经济建设的新型国家形象战略。正是文化战略而非其他选择能够同时向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国家形象范畴全面开放，并于统摄、融合中构建完整的国家形象。换言之，经济中国、政治中国等皆可能是片面的，而文化中国则同时拥抱了这些“单项表达”的全部意义。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以文化中国引领经济中国和其他选择。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可以对文化中国做出如下界定：文化中国即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它至少含纳了三个层次的“中国”概念：一是从纵向上讲，指作为一种绵延至今、弦歌未辍的文化体系存在的中国，其基本内容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观念、元素、尺度及其构建与表达方式、文化载体和遗产；二是在横向上突破地缘边界，寻找广泛、深入地浸润了中国文化的华人共同体，甚至包括杜维明指称的离散族裔和关注、理解中国文化的非华裔人；三是指在社会系统内部，一个经济上日益现代化、政治上日益民主开明的国家形象在文化层面的现实投射，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体系中的文化维度。
实际上，在世界大国的崛起过程中，以文化维度为国家形象的目标导向是一条普遍经验。譬如，军事美国—经济美国—文化美国、军事德国—技术德国—文化德国、军事日本—经济日本—文化日本，英法则一直以文化国家形象跻身国家社会。那么，在国家形象的话语框架内，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具体到文化中国，它的核心理念和属性是什么？
从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国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国际规范，其着眼点和落脚点皆在形塑认同；霍斯蒂德（Greet Hostede）将国家文化定义为“总体心理程序”，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成员的身份认同。对此，温特（Alexander Wendt）进一步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文化模式是指“由国际社会中行动者的相互行动所造就成为共有观念之后，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身份，并通过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或称认同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为。”二人分别论及了国家文化对内、对外的两种认同作用，却未能回答“认同何以成为可能”这一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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