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 文（《瞭望中国》名誉社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2016中国产业园区大会，与大家分享中国开发区建设的体验和讨论如何继续再前进，并展望产业园区参与“一带一路”的愿景。
开发区的成果
由1979年7月开始，国务院相继批准了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1984年，国家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兴办了中国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国家批准了北京的中国首个新技术开发试验区。1990年国家批准了浦东新区，它包括了多个产业开发区、贸易金融区和保税区，我有幸在这里工作了五年多。2013年以后批准了三批自由贸易区。全国各地的这些先后成立的开发区，可以认为是中国开发区的不断发展的1.0到3.0的版本。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是以开发区先行，取得成功再在全国推广的；没有深圳的成功，中央不会下决心批准浦东开发。所以说浦东是跟随着深圳等披荆斩棘的开发区前进的。
中国的开发区和四小龙相比，其实有很多不同，不仅规模更大，功能定位多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台湾投资区），尤其是目标更雄伟——有带动全国的战略任务。我们起步时的困难也比他们大，国际环境也对我们多有遏制性障碍，但我们取得了比他们更丰硕的成果。
这其中有“硬成果”和“软成果”。“硬成果”是指有指标、有数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软成果”则是行之有效的思路、方法和经验，其背后也都富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而这些“软成果”恰恰是有中国特色的因素，这需要我们认真提炼，疏忽中遗失了，则甚为可惜。
浦东有哪些“软成果”呢？浦东开发之初，我们就说“要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提出了很高的规划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到全球化的背景，是带动长江流域，并且面向太平洋，走向全世界的。还提出“功能规划要领先形态规划”，“先简政再精兵”，“廉政是新区发展的重要环境”等等。今天来看，这样做是对的。这些“软成果”恰恰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素。
回忆当初，外国舆论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1993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说浦东开发是波将金村，也即是个大骗局。还说不用担心中国偷窃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偷窃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他的话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属于冷战思维。当时，只有基辛格博士说，中国开发浦东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实际行动。他还对我说，你们的最大收获不是高楼大厦和高技术工厂，而是你们的信誉。叶利钦说，你们的政策是英明的，规划是周密的，办法是聪明的。这些是外国人看到的浦东开发的“软成果”。
“一带一路”的新征程
现在有人说，浦东今天进行的步伐慢了。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地评价今天的开发者和他们的成绩。今天的浦东开发比当初有更多的难点——当初浦东的土地较多，产业空白点很多，劳动成本也低。我们引入了大众汽车制造厂，还可以再引入一个通用。那么今天如果要是再有外国的汽车制造厂来投资，那还能不能引进呢？恐怕就不行了！我们已经有很多高科技的产品、高科技的工厂，再引入就要更高级的，但越高级的外国越不肯给，也需要有更高级的人才来接应。
就全国来看，至2014 年底，中国共有国家级产业园区477 家，其他各类省级产业园区1167 家，市级产业园区数不胜数。2014 年，中国产业园区整体空置率高达43.2%，上海部分园区空置率超过20%。显而易见，产业园区存在着供给过剩，招商难的现状。
在90年代，我在浦东提醒大家，注意各地招商文件的相似性很严重，浦东要“功能规划先行，形态规划为功能规划服务”，避免了“筑巢引凤”，凤不来的尴尬。微软的总裁对我说，来他那访问的中国人都说要建立硅谷，没有哪个国家需那么多硅谷和微软的！今天在国家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中，精细调整和设计自己园区的专长和特色极其必要。
以浦东为例，开发的方向也要有再聚焦的考虑。中央赋予上海很多的任务，要建成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等多种中心，我觉得最重要的，义不容辞和当仁不让的就是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海随着国力的增强，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任务近在眼前，上海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浦东首要的任务应该定位在金融中心和高科技创新两个功能上。
外媒宣扬中国吸引外资出现低谷，其实是一大误区。事实上，中国吸引外资已经连续24年居于发展中国家之首，2014年吸收外资1196亿美元为全球之首，2015年为1260亿美元。
虽然由于劳动力工资和生产成本持续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的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往低收入国家，但流入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外资却有增无减。自2011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比重以来，服务业已经成为吸收外资的新增长点。2014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上升，达到55.4%，高出制造业22个百分点，达662.3亿美元。这也反映出外资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产业园区吸引外资仍大有可为，我们应当有充分信心。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2015年，中国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净输出，境外投资流量居全球第二位，存量全球排位居第八位，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国2.0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3.0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我在设想，既然国内资本富裕，甚至过剩，我们的园区有没有可能吸引外资和吸引内资两手并举呢？
本次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的产业园区能做什么呢？产业园区最初的主要意愿是引入外国资本和技术“走进来”。但是到了今天，我相信经济力量强大的产业园区具有了“走出去”的能力。
对外经济合作上升有多种驱动力：国际有需求，中国有能力；政策有助力，企业有利益。伴随中国提出的极具创新意义的“一带一路”愿景，还建立了亚洲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创新的金融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势头将更迅猛。
我们对“引进来”有丰富的经验，但不可以用在“走出去”的场合。那么，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是整个外国社会，议会、政府、工会、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媒体。中国企业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阻力和当地利益集团的种种阻力。当地公众也会要求企业承担许多社会责任。
走出去的企业不只是要熟悉有关投资和税务的法律，还要知道反腐败的法律《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国际商会抗击腐败规则》、 《国际商会反腐败条款》、《“走出去”：国际商务反腐败规则研究》。
由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权权威性弱、宗教和教派矛盾和经济基础薄弱，我们的企业会遇到新的挑战。当地公众的欢迎和支持是最重要的。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创新，首先是创造一种与当地亲和的社会关系，这和“国之交在民之亲”是一个道理。所以，企业走出去，公共外交要先行。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广泛欢迎。
中国与相关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我们相信中国产业园区如果能以创新的智慧勇敢地参与“一带一路”的新征程，其前途不可限量，
最后，祝愿中国产业园区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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