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重庆陷入狂欢。“是人浪，是热浪，是欢腾的海。胜利的空气，到处在流，泛滥着。……清晨，人们就带着这二十余日来期待着的兴奋，整饰了衣冠，从家里、办公处、工作房冲出来，投向每一个通街，人与人棱织着成了线，成了流，成了巨汇……”①“街上拥挤不堪，马路上时时为之塞。……全市鼓声齐作……沿街市民对游行队伍狂呼不已……许多爬上屋顶和窗上振臂狂呼……入夜，全市更倍形热闹，市民都涌上街头，全市灯火辉煌，爆竹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②
这些文字留存，使今人仍能贴切感受到七十年国人奔涌的喜悦。惟喜悦之外，梳理抗战遗产，更是今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这一遗产，就精神层面而言，最重要者，至少有二。
其一，乃是“坚忍不拔”之意志。试举三例：
例1。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已经是很先进的工业国——以钢为例，该年，日本的产量是508万吨，而中国仅有区区4万吨。基础工业的落后，直接反馈在军事实力上，以步枪为例，日本在战争期间，生产了357万支步枪，而中国的产量不足40万支，且基本上得不到来自盟国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③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决策层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没有勇气将抗战坚持八年之久的。这种意志，诚如蒋百里所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例2。八年抗战，中国付出了经济全面破产的巨大代价，自农民、工人、公务员至军人，无不时刻处于饥馑之中。以士兵为例，局部抗战（1931－1937）时期，一个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约可以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财政迅速破产——以1939年为例，该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士兵的饮食标准也迅速下跌。比较之下，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1.6磅，还只是文字标准，并非实际所得。1940年后，中国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中国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④条件如此艰难，士兵们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无法坚持到抗战的最终胜利的。
例3。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借“抗日”之大义而遂个人之私利者比比皆是，1936年两广军阀发动的“六一事变”，就是一场打着“北上抗日”旗号、却事先取得了日军的谅解与援助的不堪阴谋。⑤类似情形，在抗战中仍常有出现，如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山西之阎锡山即恢复了与日军之间的往来；1943年，又有西康军阀刘文辉破坏第二次中印公路的筹修。⑥如此种种，均需以“坚忍”的方式来处理，方能维系各派系抗日统一战线。此种“坚忍”，也存在于同盟国的相处之中，如滇缅战场上英军对中国军队的不负责任，如美国陆军部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无理攘夺等等。⑦
1945年9月3日，重庆街头，民众欢庆抗战胜利抗战最伟大精神遗产之二：“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长远眼光.
其二，乃是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长远眼光。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时的“国际主流社会”乃是国际联盟。战败后，1951年，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在这项秘密调研中，外务省留下了这样的反思：
“退出国际联盟成了日本和美英决裂的发端，如果当时有即便出现四十二票对一票的情况，也应设法留在国际联盟这样积极宽阔的视野就好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4年12月29日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另于1936年1月15日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这样，日本和美英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最终陷入国际孤立的状态。……日本国内便有人开始倡导……和德国谋求接近。”⑧
反观中国，即便是在1940年英、法国相继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越路、滇缅路之时，也仍不为国内舆论所左右——当时高层及民间要求政府转走亲德路线的声浪很高，如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张“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退出国联”——始终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⑨，“亲近英法、疏远德意”。如蒋介石所言：“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中日问题，就是远东问题，亦就是太平洋问题，只有由远东有关的英美法苏等国大家共同一致召集国际会议，公正解决，才与各国都有益处，才能得到远东和太平洋真正的和平。”⑩
英、法两国在1940年的对日绥靖，也在延安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同样出现了许多要求与国联决裂的声音。但中央书记处认为：“美国一切都是积极反德意日阵线的。……美苏关系必将好转。在法国投降后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对抗德意日阵线的主要领导者，已经不是邱吉尔，而是罗斯福了。……英国……对日对华的政策，也必会变化，……滇缅路又有开放的可能……亲苏联美政策是正确的。”⑾
略言之，与日本的战后反思相对照，中国政府在战时外交最艰险之时，仍坚持与国联主要国家站在同一立场，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最终得以五常身份，参与创建新的“国际主流社会”——联合国，其眼光实可谓长远。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接受日本投降的文件。
注释：
①中央日报，《胜利日在重庆》，1945年9月4日。②新华日报，《八年抗战大功告成 陪都昨日热烈庆祝》，1945年9月4日。③章慕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④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⑤谌旭彬，《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00期。⑥谌旭彬，《中印公路：蒋介石鲜为人知的盘算》，短史记第382期。⑦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P101-135，P519-585。⑧《日本外交的失误》，1951年4月10日。⑨“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这一说法，引自：黄自进，《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2期。⑩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出席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⑾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党的宣传方针，1940年8月2日。收录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上 1921-1949》，P93-94。
（来源：腾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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