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蓉/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四个多月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这是中国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当祖国遭受外来入侵，当人民陷入危难，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挺身而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侵略者铁蹄下的爱国热流
九一八事变后，富饶广阔的东北三省沦入敌手，3000多万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卢沟桥事变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的大片领土，使中国人民遭到深重的灾难。然而，苦难压不倒中华儿女，在日军的铁蹄下仍然涌动着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热流。许许多多亲历过日军种种暴行的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伪统治开展了不懈的斗争。
1936年8月2日，一位31岁的东北抗联女战士，用没有指甲的双手给幼小的儿子写下了遗书。几个小时后，她被日军枪杀。直到她牺牲，日本人用尽一切酷刑——灌辣椒水、竹签子扎手、烧红的烙铁、长达7小时的电击、往伤口上抽鞭子……所能了解到的只是：她叫赵一曼，是一名抗联战士。古人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个人，被敌人一点一点折磨致死，比战场上中弹牺牲或者刑场上一枪致命要残酷得多。“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国牺牲，让这位年轻的母亲无怨无悔。
1943年冬，日军仍不断加强对沦陷区的血腥统治。南京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军输入大量毒品，南京城鸦片烟馆林立，到处乌烟瘴气。人们对南京沦陷时日寇的大屠杀记忆犹新，对日寇的毒化政策更是义愤填膺。在中国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下，南京大学进步学生厉恩虞、王嘉谟巧妙利用日伪机构的内部矛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1943年12月17日、18日，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上千名同学走上了街头，砸烂了夫子庙为中心的所有烟馆，并把烟土、烟具、赌具堆在广场上点火当众焚烧。厉恩虞在广场上发表了声泪俱下的演说，很多同学也跟着失声痛哭。厉恩虞、王嘉谟又领着大家唱《毕业歌》，在同学们的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
在隐蔽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将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到反共，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皖南事变之后，即使是在“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也早已不可能开展像1938年至1941年那样热火朝天的校内外抗日民主活动了。壁报没有了，各种社团不见了，表面上一片沉静。但是党的秘密活动并没有停止，失掉关系的中共党员仍在努力设法进行工作。在国统区，中共开始实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1941年，27岁的马识途来到西南联大报到。一到昆明，马识途就又投入了反对专制腐败、争取抗日胜利的新的战斗。当时的大后方校舍简陋，不能提供开水，很多学生去附近小茶馆里自修。马识途就利用泡茶馆的机会“摆龙门阵”，讲一些他过去在上海、南京参加学生运动，在鄂北、鄂西从工人、农民那里受到的教育。很多只是从家庭到学校、没有接触过社会实际的同学从这些故事里得到教益，汲取了向前奋进的力量。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为了缓解生活困难，在中学兼职教课。马识途就在昆明培文中学兼职，把在这个中学任教的进步同学李晓、许寿谔等组成读书会，他们思想有了进步，又启发了许多中学生的思想。
马识途的同学齐亮，也是隐蔽中的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不仅学好自己的功课，还热心于交朋友和组织各种群众活动。当时，联大的同学大多是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生活费没有来源，大半靠学校提供的微薄“贷金”来吃饭。然而就是这点可怜的“贷金”也因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暴涨而大大贬值。联大的学生自治会当时由三青团霸占，他们不知学生疾苦，食堂办得越来越糟，同学们越来越不满意。齐亮自告奋勇邀约了平时比较接近的六十个人，办了“膳团”。他把大家有限的一点“贷金”精打细算，下厨房监厨，不让浪费和走漏，自己带人去菜市场买菜，还去乡下买价钱公道的好米，想尽办法变着花样让大家吃的满意。“膳团”很快就出了名，要求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多。齐亮和其他为大家热心服务的进步同学，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产生了良好印象，树立了很好的信誉。
马识途、齐亮等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勤学、勤业、勤交友，自然而然地紧密团结了几十个可以称为骨干的同学。在这些同学周围，又形成许多“朋友圈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社团。经过这些扎扎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一点一滴地积蓄力量。许多爱国青年都参加了当时的进步运动，在斗争实践中确定了自己一生的政治方向。
不到延安誓不停
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几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状况。但是在70多年前，大批爱国青年从海内外各地来到延安，投入火热的革命熔炉。据统计，前后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总人数达3万人。其中70%为中学以上水平，有少部分大学生，还有个别硕士、博士生。从地域上看，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爱国青年到延安，还有不少侨胞从海外远赴延安。从家庭出身看，知识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中等收入以上的也有80%以上。
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是不情愿其子女在战乱的年代跑到偏远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比如温联琛，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尽管从小娇惯，但她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在武汉时就从家里偷跑出来，结果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她还要去延安，父亲没办法，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温联琛可谓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她年仅14岁。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温联琛通过翻字典给自己改名为夏沙，后奔赴延安。还有个新加坡青年侨胞叫吴醒柏，也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他不愿做亡国的华侨决心回国抗战。家里百般阻挠，他就偷偷跑到香港。他的父亲坐飞机追到香港，称只要回去答应他一切条件。可他还是坚持到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和其他青年一起步行到了延安。
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偏居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然而为什么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呢？关键在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主张坚决抗日，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取得的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等对日作战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这里充满着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执行着“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就是当时很多爱国青年内心的真实写照。
历史证明，青年把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联，才能大有作为。70多年前，无论是走向抗日前线还是留在大后方，这些革命青年都在遭受敌寇蹂躏的广大人民中播撒了民族解放的光明和希望的种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动员起人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他们无愧于祖国的期待、人民的厚望，堪称“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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