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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催生社会治理新变革

tebiebaodao 2015-04-30 18:21:14 顾 严/文 总第275期 放大 缩小

 

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不仅对现代制造、电子商务、金融行业等经济部门将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在社会治理领域催生新的变革,打破长期以来制约社会创新的藩篱,激发社会新活力。

线上社会组织的大规模孵化

社会组织数量的多寡,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高低和社会治理结构优劣的参考标准。在过去双重管理的体制下,任何机构、团体或个人要想在内地成立社会组织,既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来“挂靠”,又要得到登记管理机关(通常是民政部门)的批准。颇高的登记注册门槛,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截至2012年底,内地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仅3.7个,该水平仅相当于新加坡的1/4、香港的1/8、美国的1/17、日本的1/26。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提出,启动实施四类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试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体制束缚的松动带来社会组织数量的加速增长,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地社会组织总量增加了10万多个,2014年底首次突破60万个。然而,每万人拥有4.4个社会组织的水平,仍然只是新加坡的1/3、香港的1/6、美国的1/14、日本的1/22。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组织提供了线上大规模孕育和超常规成长的历史机遇。2014年底,腾讯微信用户已达到5亿人。如果平均每两个用户中有一人加入微信群、群平均成员规模为200人,简单匡算,作为无需登记的线上社会组织的微信群共有125万个——这一规模是线下实际登记社会组织总量的2倍多!同期,腾讯QQ月活跃账户超过8亿个,按照相同的匡算方法估计,QQ群超过200万个。仅腾讯一家公司的两个APP平台,就孵化形成了总量相当于线下5至6倍的线上社会组织。

如果线上社会组织的功能只是停留在互联网上的沟通,那么它们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对社会治理的作用也是间接的。不过,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线上社会组织绝不满足仅仅充当“赛博”空间上的虚拟组织,而是与线下活动紧密互动,正在成为对实际行为、生活方式乃至成员命运施以直接影响的重要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跑步群”,既在线上交流跑步技术和经验,又在线下实际组织形式多样的跑步活动。线上的倡议很容易转化为线下的行动,线下出现的情景和发生的故事则更容易转化为线上的各种“晒”和“八卦”,有时二者甚至是没有“时差”的。

很多看上去十分松散的线上社会组织,实际上已经具备在关键时刻发挥紧急动员作用的能力。笔者所在的一个大学校友微信群,近期曾经迅速行动,帮助孩子罹患罕见并发症的一位校友,在海外找到并空运回救命的特效药。从患儿父亲发微信求助到药品运抵首都机场,用时还不到22个小时。线上社会组织发起的众筹活动方兴未艾,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的P2P扶贫、P2P慈善、P2P志愿服务等,也正在蓬勃发展。

社会服务能力的智能化释放

包括教育、卫生、养老等在内的社会服务,既是公共服务的核心表征,也是社会活力从市场化、产业化视角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内地社会服务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2014年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这两个社会服务的主要行业分别实现了同比24%和27.6%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快于内地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7%的平均增速。同年,两行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3.4%和53%,均大幅超过18.1%的各行业平均水平。

尽管增长速度较快,但社会服务也存在着资本进入不足,进而导致总量规模偏小的突出问题。目前,内地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5%,不但低于美国(8%)、日本(10%)、德国(12%)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6%)和巴西(8%)的水平。2014年,内地社会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刚刚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占投资总量的比重仅有2%;其中,民间投资只有3200多亿元,占民间总投资的比重还不到1%。

服务人才严重紧缺,是制约社会服务发展的最大瓶颈。北京某著名儿科医院,近五年来门诊量翻了一番,医护人员编制却未增加一个。优秀的医生、护士拿着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事业单位薪酬,面对着不断增加的服务需求和日益加重的工作负荷,其收入与技能水平、劳动强度、实际贡献不相匹配,影响到服务质量的提升,最终也限制了服务量的进一步增加。与医疗卫生领域类似,教育领域出现了师资紧缺造成的“大班额”现象,养老领域则产生了护理员紧缺带来的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与床位大量空置并存的矛盾。

“互联网+社会服务”的新模式,可以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服务者队伍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服务供给能力。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可以看作是初级版的“互联网+社会服务”。智慧医疗、智能养老等则是升级版。

互联互通的智慧医疗系统,可以授权医生获得病人就诊历史、治疗方案以及保险报销等一系列信息,大大减少医患之间无效和低效的沟通时间,最大限度避免遗漏和错报重要信息,进而提升诊疗的效率和准确性。利用医疗大数据系统,不仅能够对个体病情变化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预判,还能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前做出反应——谷歌公司的“flutrends”项目挖掘搜索引擎的海量信息,每天都在更新其流感趋势预测;而美国官方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则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整理并发布类似的报告。更短的诊疗时间、更适宜的治疗方案、更及时的疾病预防,可以在服务人员不增加的情况下,数倍地提高医疗服务量。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应用,还可以在普通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与高水平的大型综合医院之间,建立有效衔接的机制,分享经验,开展培训,便捷转诊,联合会诊,极大增强农村和城市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

建立在互联网信息平台和物联网技术基础上的智能养老系统,对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方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家属和医生可以通过远程提醒,确保居家生活的老年人规律生活、健康饮食、按时服药。老年人摔倒时、需要帮助时、忘记关掉燃气煤气时,以物联网相连的设备可以自动报警、发出求救信号、远程关闭隐患设备。借助便携式血压计、心动仪甚至是改装后的马桶,可以动态监测老年人健康状况,自动更新电子化健康档案,对下一步体检及诊疗提出建议,并把血压、心率、尿检数据的异常信息及时传输给医疗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建立呼叫中心,一方面整合接入养老服务供应商,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派单,提供上门服务;另一方面实时掌握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等特殊老年人的状况,必要时提供紧急救援。养老服务机构则可以利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日常照料服务的自动化,降低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和难度,同时提升其体面劳动的程度,节省并保持必要的养老服务人力资源。“互联网+养老服务”还能促进不同养老方式间的有机联系和融合发展,统筹养老服务资源,提高综合利用效益。

社会安全的远程响应与多维保障

社会应急、社会治安、生产及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安全的诸多领域,都有应用“互联网+”的巨大潜力。2013年4月20日芦山地震发生当天,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中联重科就通过GPS系统监测到,距离雅安50公里范围内,有其生产的吊车、起重机、挖掘机等100多台。该企业总部立即布置各有关事业部,第一时间联系拥有这些设备的客户,第一时间组织协调他们参与救援。中联重科成为最先到达现场开展施救和抢修设施的企业之一,中联的吊车也成为最先成功营救出被困人员的设备之一。依托物联网的强大力量,社会应急具备了远程监测、远程响应、远程指挥的能力。

推而广之,“互联网+”将使社会治安的立体化防控、安全生产的全方位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的全过程保障等能力显著增强。很多人还清晰地记得2011年5月白宫公布的一张照片,展示了奥巴马总统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击毙拉登的情景,那是美国版的“互联网+立体化反恐”。不应该也不会被人们忘记的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本来可以通过对区域人群热力、手机信号强度、地图搜索请求等的动态监测及大数据分析,及时预判预警,果断采取预案措施,从而避免不幸的发生。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快解决监管部门、生产企业、销售渠道、终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有着广阔前景。

科技是把双刃剑,变革亦有两面性。在增强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安全的同时,“互联网+”也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传导加速、社会公众隐私权易受侵害、以及由数字鸿沟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如何趋利避害,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有效防控潜在风险,是“互联网+社会治理”必须提前做好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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