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陕西书画协会原主席周一波去年底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让书画家协会少一些“官气”时，很多人已经隐隐感觉到，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现在诸多信息表明，书协等机构的“官气”，早已进入王岐山带领的中纪委反腐的反腐视线。
不久之前，先是有外媒“出口转内销”的消息，称中纪委扩大了调查范围，将著名书法家和音乐家等文艺圈人员也划入了调查对象。原因是文艺圈人员利用与喜爱收藏字画的高官的私人关系，为行贿商人和官员提供了方便。
随后，王岐山对地方书协“官气”太重的批评被媒体报道出来：“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现在有的干部玩过了，飘飘然了，忘记了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了。”这种玩书法的官员，套用网络流行语说就是“有权就是任性”，但书法界的腐败，远远不止这样简单的形式。
官员书法家泛滥的深层因素
中国官员和书画自古以来就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为有着文人执政的悠久传统，历史上的大书画家，几乎全有着官员身份。“书圣”王羲之官至右将军，唐代的欧阳询、颜真卿等书法大家，哪个不是现在所谓的“高级领导干部”？
现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虽早已决定官员的出身不局限于“文人”，但有点书画的爱好，仍是软化形象、提升品位的不二之选。所以很多大小官员出外考察参加活动，无论书法水准如何，题字都往往是保留曲目。
上有所好，下必投合。所以我们看很多落马官员的脏污仓库里，几乎都有书画的踪影。徐才厚的仓库里，有唐、宋、元、明历朝的各种古玩器具和字画，谷俊山家的地下室里有不计其数的名表、首饰、字画等，连“亿元小贪”马超群的院子里，都搜出大量字画。字画成了行贿受贿的“硬通货”，可见官员群体中“雅好”的泛滥。没天赋的爱收藏，有点天分或者爱好的，当然就会亲自上阵。
除却这些文化和个人爱好之外，官员书法家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队伍，当然还有更“现代”的因素。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早已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理念。我们会发现从上至下，每有重大活动，都会有相应的书画展来烘托气氛。更微观的一个视角，是各地的“干休所”，日常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组织退休老干部们玩各种书法绘画。这是制造政绩的一个最简单、最易见效的项目。
当书画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宣传”形式，成为展现政绩的一种武器，官员自然就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在这些官办的书画展活动中，“政治正确”本来常常就先于字画本身的艺术水准。当“政治正确”成为比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标准时，“官员书法家”也就有了充分的“竞争优势”。他们的名字和官职，就具有使字画“升值”的魔力。
早在2003年，陕西举办新世纪以来中国书法界第一次国展，当时陕西就以官员书法家的崛起而自傲，当地的宣传报道特地提到，“原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张保庆，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云腾，原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省政协常委的王改民，省监察厅副厅长岳崇等官员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入选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看到这些显赫一方的官职身份，谁能说得清，这是“官以书显”还是“书因官贵”？从十余年后陕西书协主席主动辞职，并“炮轰”书画协会的“官气”来看，官员书法家的崛起泛滥，显然是一种畸形的深度融合。
书画界的两种“权力腐败”
官员和书法的碰撞，激发出很多腐败的火花。如果粗略划分，大概可以归纳出两类。
第一类，是利用书画协会的权力，为自己的字画“开光”加码。如周一波在《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中所言，“利用协会领导的地位卖字画，这种腐败不过是被艺术的外衣遮掩着而已。”2013年陕西书法家协会换届之时，主席、副主席、名誉主席各种“领导干部”，总数竟达60余人。
这么多人在一个协会里挤破头，原因正在于这些头衔的价值，都可以真金白银地从他们的字画中变现。早有圈内人分析过，只要书法家名字前挂一个“副主席”，字就能好卖、多卖一些。即便涨幅不大，但架不住数量多。头顶官帽下笔如有神，而且是财神，谁能不趋之如骛呢？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蒋国星，曾兼任江苏省书法研究院特聘书法家，他的字每平方尺国内市场为3000至5000元人民币；河南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主任桑金科，曾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他的字售价达8000元左右一平尺；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则曾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起拍价从2000元到12000元不等，其书法作品《镜心》于2008年广州某冬拍会上以67200元成交。
还有更多的案例说明，官员书法家作品的价值，往往和其官职大小成正比，这是巧合还是偶然，自是不言而喻。
书画界腐败的第二种形式，则是一种纯粹的官场权力腐败，只不过恰巧折射到了书画领域。这和第一类经常杂糅并处，不是很容易区分。比如还是那位蒋国新，他在睢宁任职期间，有开放商为了拿一块地，先是送两幅字画拉上关系，后又请蒋书法家题字，当然不是白题，四个字送上“润笔费”五万。这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则不过披上稍显文雅的外衣罢了。
这种书画腐败的更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他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在任时的爱好就是题词、卖字，一幅字能公开卖3000到6000元，有的甚至卖到9万元，字成为其腐败收入的重要部分之一。他本身官位够高，是不是书法协会的官员也就不重要了。这两种人为分类，其实也殊途同归，罪魁祸首，均是“权”字而已。
去“官气”不等于减几个副主席
明白书画界腐败的根源，就知道周一波所呼吁的，让领导干部退出书画协会，只是一个治标的药方。书画协会少几个副主席，名誉主席，自然分享权力蛋糕的人少了。可是只要名利场还在，就无法杜绝登台乱唱戏的现象。
更何况，如蒋国星或胡长清那样的，只要官场的实权在握，即便没有书法协会的头衔镀金，只要他们依然是铁杆书法爱好者，就难以避免追权逐利者投其所好。在这个层面的治理，的确有赖于当下中纪委的反腐推进，制住了滥权的可能，利用书法爱好受贿谋利的现象，才有可能得到遏制。当然，这和反腐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仅仅着眼于对官员个人的打压远远不够，最多只是为治本赢得时间。长远而言，还是要建立完善一种分权制衡的制度。
制度建设层面，具体到书画协会来说，周一波当时也提到，希望领导干部带头退出书协领导岗位，是为了对当前协会体制改革形成一种倒逼效应。那么书协之类的组织，最科学的体制是什么？还是要回归一个行业组织本身的定位，而不是以“为政治服务”的名义，让它继续成为权力的某种“附庸”。
所以，“请领导干部退出书画协会”如果换种表达方式，或许就能变成更为治本的方案——让书画界“远离”领导干部。书画协会领导之所以“值钱”，背后还是因为有更大的权力为之撑腰。如果书画协会，没有所谓的“政治地位”，没有官场的话语权，从经费到编制等等，都回归到民间来源，变成一个书画家交流的平台，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领导干部趋之若鹜，他们的身价也就不可能水涨船高。
书协之前腐败的一种吊诡局面，就在于一方面给了书画协会不必要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协会的领导干部不滥用权力。这就类似于一边给自己制造麻烦，一边又困惑于麻烦的难以根治。
周一波在《人民日报》发文后不久，就主动申请退出书协主席的职位。据称是因为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出台的《关于清理规范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他虽不属于通知明文要求退出的范围，也决定以身作则，也算是一种高风亮节了。但这种靠个体道德的行动，恐怕无法刷新书协积弊，“旧瓶装新酒”，换了一拨人还有可能按照旧剧本演戏。
要让书协之类的组织，建立一种更纯粹的“新常态”，办法也很简单，让书协彻底地“去官化”，回归民间身份，任谁当主席、副主席，也无法滋生腐败的“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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