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伟/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72年前，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它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
72年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吹响了全面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号角。
重温历史，从延安出发，才能找到中共文艺的方向。
一个节目单：反映了倾向
先看一个节目单。这是1941年底在延安举办的一次迎接新年的音乐会的演出节目。包括：钢琴独奏贝多芬的《sonata》，钢琴独奏门德尔松的《狂想曲》，大提琴独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男声独唱贝多芬的一支歌，男声独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中的选曲，根据郭沫若长诗《凤凰涅槃》改编的大合唱《凤凰涅槃》，全场齐唱《中共21周年纪念歌》。这些曲目，除了最后一支齐唱，不要说在70多年前的陕北高原，就是拿到今天的国家大剧院，也完全称得上是“高大上”的一次演出。
这样的演出，在当时的延安，并不是特例，而是很普遍的现象。全面抗战开始后，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包括许多已经名声显赫的作家、演员、音乐家、美术家、评论家，怀揣着抗敌救国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来到延安，他们渴望用自己的笔为抗战尽一份力，渴望用作品点燃民众的爱国激情。著名的青年诗人何其芳1938年8月来到延安，和几个青年作家一起提出要见毛主席，9月初，毛泽东在简陋的窑洞里会见了他们。他们表达了想写写延安的愿望，毛泽东回答：“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但接着就加上一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可是这几位作家却没有再问：那一点点可写的是指哪些事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动笔了。两个月后，何其芳写出了报告文学《我歌唱延安》。这篇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的作品，歌颂的是延安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这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内心感受，尽管全篇洋溢着激情，却没有挠到痒处，文中看不到延安的主体：军队和农民；看不到抗战的领导者：党的组织；看不到正在实施的方针政策：全面抗战。
这正是问题所在。当时延安文艺活动中，普遍存在着追求“大、洋、古”的倾向。所谓“大”，就是规模、篇幅大，以戏剧为例，1940年和1941年两年，延安上演的新戏55部，其中27部是多幕剧（也就是大戏），演出时间长，对场地、道具要求高，只能在延安有限的几个地方演，既无法到部队、机关演出，更难到农村、工厂演出。所谓“洋”，就是照搬或模仿外国的东西，大量翻译出版外国的作品，大量上演外国的戏剧和音乐，自己写的文章也充斥着模仿西化语言风格的长而拗口的句子。所谓“古”，就是在题材上以古代故事为主的作品很多，尤其在戏剧上表现突出。并不是说这些作品本身不好，其中很多是世界上的经典、中国传统的经典，但在当时的陕北高原，在浴血抗战的硝烟战火中，这些作品，脱离了抗战的实际生活，无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需要，老百姓看不懂、听不懂，战士们莫名其妙，作品只能是在知识分子的很小的圈子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还有一个影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一些作品表达的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化的内容。有的小说着力刻画老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有的渲染工农干部的无知、粗鲁，有的宣泄对个人遭遇的种种苦闷和不满。一些散文、杂文或无病呻吟，只关注自身和小圈子的鸡毛蒜皮、小情小调；或一叶障目，抓住延安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无限放大，怨天尤人。
更严重的是，个别文化人在“暴露黑暗”的幌子下，把矛头指向延安的制度和体制，指向了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延安的一些机关周末举办条件极其简陋的舞会，不过是让大家放松一下身心，与重庆、西安的纸醉金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却被抨击为“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延安的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待遇之别微乎其微，却被夸张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其实，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级干部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所谓“食分五等”，就是大中小灶的区别。
从现在留存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都穿过打补丁的衣服。说到优待，共产党在延安真正优待的反而是那些文化人。在党和边区政府内部，当时毛泽东每月的津贴不过是5块钱，普通工作人员是每月1块钱，就这么点差距。而文化人的津贴呢，当时历史学家范文澜每月是4块5毛，比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每月4块）还高。到抗大教书的老师高的可达每月10块，比毛泽东高一倍。《解放日报》稿费标准是千字3到5元，作家发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就抵得上毛泽东两月的津贴。诗人艾青一到延安，即得到的待遇是每月3斤肉，每天1斤蔬菜，1斤粮食（一半细粮一半粗粮）。
概括起来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各种争论、各种是非、各种倾向，最核心的体现就是文艺为谁服务。
核心问题：文艺为谁服务
延安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倾向，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那儿。中共对文化一向给予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看来，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文就是文化战线，武就是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但是不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他曾作词夸赞丁玲：“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说丁玲一支笔抵得上三千精兵，可见对文艺的重视。1942年4月，毛泽东先后找了10多名文艺人士个别谈话，了解情况，５月２日至２３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作了引言和结论的两次讲话。
在座谈会上，与会的代表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批评等等，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辩，一些艺术家甚至与党内领导人当场辩论，比如吴奚如与朱德、萧三与博古、萧军与胡乔木等。正是经过了充分的讨论，毛泽东最后所作的结论，才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切中了延安文艺的脉搏。
毛泽东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毛泽东的结论重点就是两条，一条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另一条是如何服务。
对为什么人服务，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
对如何服务，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在结论讲话中，毛泽东还对讨论中涉及的一些争论进行了分析和回答。比如，对党与文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对文艺批评的标准，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大道至简：
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大道至简，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要反映人民大众火热丰富的生活，文艺要服从党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文艺要力求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这就是方向。
座谈会的召开和随后的文艺界整风，使延安的文艺活动出现了崭新的风貌。从延安出发，艺术家们纷纷换下洋装和皮鞋，到部队去，到农村去，到各种基层斗争的第一线去，唧唧歪歪的自怨自艾、自言自语、自我陶醉没有了市场，一批反映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真实生活的作品相继涌现。曾经因为写了《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的丁玲到农村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创作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经因小说《牛》被批评为“无病呻吟”的周立波，亲身参加了土地改革，写出了不朽名著《暴风骤雨》，曾经一度离开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出了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曲《东方红》、《翻身道情》等优秀作品创造了新颖的民族风格，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气派。
这些作品，是“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作品，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人们从这些文艺成果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深受群众喜爱，发挥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为党的中心工作一道奋斗的巨大作用，直到今天仍散发着经典的魅力，成为“红色文艺”的标志性作品。
说到人民对这些新文艺的态度，有这样一个故事，作为本文的结束，也作为提给今天的文艺家们的镜鉴。1943年，延安鲁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演遍了延安，所到之处，无不深受欢迎。有一天，剧组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肥皂。在物资匮乏的延安，这些东西具有奢侈品的价值，很难得到，非常珍贵。送礼的是延安中央党校的几位炊事员，这些东西是炊事员工作必须保持清洁卫生的特殊需要才由组织上发给他们的。他们节省下来，托人送给了剧组，表达对他们演出的喜爱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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