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出席政协常委会，并就反腐做报告，引发各方解读。不过，几乎所有的解读都把重点放在王对反腐的表态上，而忽略了其对政协本身的忠告，笔者认为，王对政协应“多关注政治制度建设”的建议，无论就当下还是未来而言，对改造政协，加强政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乃至形成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架构，都值得思考。
政协的全称是“政治协商会议”，顾名思义，政协应该以“政治协商”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政协三大职能的首要一条就是政治协商，正鉴于此，一些学者曾设想，把政协改造成类似西方国会的上议院，因为西方国会的上下两院职能和选举方式不同，上议院一般是通过委任、指派和推荐等间接方式选举议员，且其立法功能一般也少于下议院，颇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政协。但这个设想，至少在可见之将来，不具可行性。原因在于，执政党不想把中国的“国会”搞成两院制，而且，政协现在也没有立法权。
对政协的改造，需要把它放在中国特定的体制框架内去考量，宜作为整个体制变革的一部分推进。
一种观点认为，尽管执政党提出，中国不是多党制国家，不宜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可这并不等于中国不需要分权和制衡。中国需要形成一套适应中国国情但却也能起到西方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之效果的分权和制衡机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改之关键。建立这样一个分权和制衡体系，是将党委变成决策机构、政府变成执行机构、人大变成监督机构、政协变成建言机构。党处于决策地位，通过人大让党的意志变成法律，政府则执行党的决策和人大法律，并对人大负责，人大除制定法律，进行重大人事的选举和任免外，日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监督党和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是否有违法之处，而政协集中社会各方精英，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议政协商，提供资政参考，确保国家政策和法律能够反映多数民意。
这可能是一个适应历史和现实的国家治理结构，是目前可以推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政协今后一条可能的出路。但如此一来，必须加强政协的议政功能，真正使政协的政治协商主题落在“政治”二字上。
但何谓“政治”，不同的人有不同解读。现在一种说法，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这话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就民生的重要性而言；说它不对，它并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政治，而且并非每个民生问题都重要。当然，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和时期，经济民生从总体上说无疑属于政治，政协更多关注经济民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然经济民生毕竟只是国家事务的一部分，对政协而言，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固然需要聚焦经济民生，但更需要聚焦那些真正属于“政治”的事务，即政协章程规定的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重要人事以及重大问题等。政协应该讨论这些话题，不能因其敏感不好讨论就回避。比如，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攻坚期，但如何改，如何变，需要社会各方群策群力，集中智慧，寻求最优解决方案，提出可承受可接受的政策建议。而政协，作为一个集中社会各方精英的政治协商机构，它有这个条件也这个责任为国家和执政党提出这些问题来讨论。如果政协不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就有违自己的使命和存在价值，就变成了一个经济智囊机构，而不是政治组织。
当下政协在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上关注经济民生多，关注政治建设少，原因除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主题外，与政协本身的构成和议题的敏感性也有关。
政协作为执政党的一个统战平台，其构成以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为主，这在地方尤其明显，各类所谓企业家占了政协委员的很大部分，以致政协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商人俱乐部。商界人士谈经济是他们的长项。此外，政治议题比经济议题又相对敏感，搞不好会触碰执政党的政治红线。每年各地的两会，政协委员都会被告诫哪些问题不应该讲，若政协委员不听话，讲了不该讲的话，很可能就会被穿小鞋，下届就可能不让做政协委员了。所以，有了现实中的这些事例，政协委员能不去触碰的就不去触碰，免得多事，这已经内化成了多数政协委员的“自觉”。可这样一来，则背离了政协的宗旨和性质。
可见，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执政党想要让政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有没有“雅量”听取不同意见和建议。若要政协真正成为议政机构，在政治建设方面提供好的政策建议，就不应该设置前提和限制条件，言论更不该有禁区。执政党既然说，“坚持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就应该支持政协和政协委员履好职，行使公民政治权利，因为政协是在目前条件下最好的一个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平台。政协能够使执政党广泛吸纳不同党派、不同界别、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资源和利益诉求，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形成团结统一的力量和意志。这对执政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或者至少是利大于弊。
当然，政协本身也需要改造。目前政协的构成精英太多，换句话说，就是既得利益者太多。既得利益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大可能为社会人数更多的弱势群体包括刚刚兴起的中产阶层说话和代言，后者在政协中缺乏代表，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会最终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所以，政协在选拔委员时，要防止过度“精英化”倾向，不能片面追求“精英化”，尤其不能成为商人俱乐部。
另一方面，政协政治功能的加强，还与领头人——政协主席的认识和作为分不开。政协虽然根本上受制于其职能和结构，及执政党对它的重视程度，但若政协主席不想让政协成为一个各方精英人士拍拍手或发发牢骚的地方，而有所作为，还是可以做到的。在这方面，本届政协相对上届有所进步。这主要得益于其“掌门人”俞正声在推动政协和政协委员履职献策方面，比上届主席积极主动。他充分发挥了现有制度赋予政协的各种专题协商会功能，并创设了一个“双周协商会”，每次都亲自与会，听取政协委员发言。
俞正声的积极主动还表现在善于利用机会。以王岐山这次到政协常委会作反腐报告为例，据悉是应俞的邀请而去的。而触发俞这一念头的，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番关于政协的讲话。王岐山谈到自己对政协工作的观感：“感觉政协委员在经济方面提案分量很重，涉及政治建设的略少，政协作为参政议政的机构，在制度建设等问题上可以有更多关注。”正是王这段话，引起了俞的重视，当即邀请王到政协来讲一讲这方面的事情。
王岐山不是第一个参加政协常委会并做报告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本届政府以来，就有张高丽和汪洋先后参加了政协会议，分别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了报告。但就政治议题做报告的，他可能是第一人。而相对政协过去常委会的主题多为经济类，本次安排讨论“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显然偏政治类。
所以，即使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政协也有可作为的空间，关键是如何去使用和运用。执政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中，把中国政改的重点放在搞协商民主上，这实际是要以协商民主来代替选举民主，先不对此做价值评判，但要搞好协商民主，政协就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政协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多提出一些政治议题，推进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
在中国的四套政治机构——执政党、人大、政府和政协——中，政协是角色和地位最尴尬的一个。政协要摆脱这种尴尬，除了取决执政党的“雅量”外，自己也必须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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