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有民营餐饮业A股第一股之称的湘鄂情一口气发布了13份公告，拟募集36亿元进军互联网。湘鄂情此前停牌近一个月，再次交易居然是“触网”，真是让人不胜唏嘘，正所谓“不懂互联网的不是好厨子”。
据悉，湘鄂情的高端餐饮业务去年巨亏5.6亿元，而其“肇因”，就是八项规定以及近期的反腐高压态势，使得高端餐饮市场急剧萎缩。为了扭亏，湘鄂情先后进军环保业、进军影视业，如今又要进军互联网，以至于有人称其“病急乱投医”。
我不想说湘鄂情这是“病急乱投医”，但我确实认为，湘鄂情的确是被逼急了。其直接原因自然是反腐把公款消费给打了下去。从前年以来，中国酒店餐饮业尤其是高端业务急转直下，高档酒类以及其他奢侈品行业也明显受到影响。
反腐的确影响了中国经济
今年4月，美林银行发布一份报告测算，反腐至少导致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粗略估计，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会有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经济规模。
美林银行的这份报告把一个此前人们尚不便讨论的问题一下子公开化了。由于反腐以及反腐在中国日益深入且得到公众的巨大支持，反腐对于经济的可能影响这类更接近学术范畴的争议，并未明显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虽然从逻辑上反腐影响经济存在重大问题，但就现实来说，经济所产生的可能结果却不可能为高层所忽视。毕竟，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中国经济是否已到强弩之末而增长乏力，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少年？这类问题早已经超出纯学术的范畴而成为公共话题。尤其是近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成明显之势，虽然7.5%左右的增速在世界范围内仍属高增长，但对习惯了“超8”、“超10”的中国经济来说却备感不适。
中国多年的经济高增长，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都已经与经济增速紧紧地绑在一起。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使得其他各个要素重新寻找适应的节奏。在这个寻找适应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必然处于多发状态，也反过来使得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速成为一种必须。坦率而言，这种“必须”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要挟”，从而又对反腐形成了现实的压力。
因此，如何理解反腐与经济的关系，不仅关涉到反腐的正当、正义以及持续性，也关涉究竟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的问题。
抛开情绪化的驳难，仅从“经济”本身就事论事来说，反腐的确已经影响到了当前的经济。尽管影响的深度、广度尚没有权威数据，但从经济学供需关系这样最基本的原理上，是可以得到做出上述判断的。
华创证券推出了一份研报，就反腐对经济的短期冲击进行了大体估算。
研报认为，反腐对经济的短期冲击，直接体现在消费上。其一，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直接压缩了政府三公消费的额度，中央本级的三公经费2013年决算和2014年预算比2011年下降了24%。其二，除了政府的直接消费外，由民间买单的“腐败消费”下降更为严重，限额以上餐饮收入，黄山、丽江的游客接待量，五星级饭店的营收，香格里拉的入住率等均出现了大幅下降。其三，据测算反腐引起的消费下降带动名义GDP下滑0.4个百分点，也即2013年名义GDP1.2%的降幅中有30%是反腐引起的。此外，考虑到中国有660万的基层公务员和大量的事业单位员工，反腐对中低端消费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研报所列出的其他短期影响还有：反腐改变了某些商品的供需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CPI、二手房市场以及其他相关消费的价格；加速了能矿经济省份，资源、房地产等行业的风险暴露；银行不良率可能上升。由于中国民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先天缺陷，高管被抓，企业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与之有授信关系的银行信用风险随着上升。
另外，投资增速在今年出现了一季度疲软而二季度反弹的走势，这种情况或许也与反腐高压有关。由于许多在投资项目中身涉腐败的官员落马，官员的避险意识增强，也就是设租寻租这些所谓的腐败“润滑剂”消失，许多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态度，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高盛高华证券的经济学家宋宇认为，从中国的财政年度来看，中国每年三月才制定财政预算，年初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处于无明确预算状况，这段时间的财政支出大体由地方官员自主决定。而反腐高压导致的预算内支出更为严格，也使得“有钱不敢花”也“花不出去”。直至5月份中央派出检查小组要求地方加快财政资金部署，这种状况才发生变化。
反腐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从短期分析，反腐对经济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在许多经济指标上都已有所表现。这也是“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在近期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在有的经济学家看来，根据“腐败的次优”理论，过度经济管制下的腐败寻租，为许多经济项目铺平了道路，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是一种“有效率的腐败”。例如中国在国际上的清廉指数排名并不靠前，但却保持了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被反腐影响的增速和繁荣，恰恰反证了其虚假和泡沫。它们绝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所应有的东西，也无法被其他社会成员效仿，最终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短期的经济下滑以及某些行业低迷，也并不能证明反腐失当，恰恰相反，腐败绝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反腐作为主动改革的一种方式，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体制，为下一步改革发展铺路。
一般认为，反腐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有明显的促进。
首先，反腐可以营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反腐对于各级官员的触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政府的行政方式，减少设租寻租行为。
其次，反腐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效率的真正提升。设租寻租行为的减少，以及简政放权等政策的落实，能够极大地释放私人部门自发的经济增长动力，降低交易活动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第三，反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现有的粗放、粗暴的发展方式。反腐是改革的重要一环。一地主政者的行政风格、个人喜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依然会显著影响当地的发展方式。而若想发展方式出现改变，朝向良性、科学、可持续方面演进，首先就要求对干部遴选考核方式予以改革。近期，在政府行政领域，中央连续出台了简政放权，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划定各省权力清单等一系列举措；在经济领域，则放开一些垄断领域，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更多地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直接干预去处理经济问题。这些措施，一方面透露出中央层面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更多采取了市场化立场，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也流露出在干部考核机制方面的可能变化。GDP自然不能弃之不顾，唯GDP却必须改变。今后一地主政者的施政，必须兼顾各方、注重民生、尊重市场、科学发展，而不能仅图数字表面的亮丽。
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反腐的制度化
当前的反腐会持续多长时间？会不会迫于经济增长压力而有所放缓或半途而废？这类问题虽然无法骤然回答，但是我认为，目前的反腐肯定是一项长期行动，是一场持久战。
当前反腐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其实还不是经济增速的下滑压力，而是其必然会遭遇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阻挠。有人从社会稳定和创造宽松的改革环境的角度，主张对某些“腐败呆坏账”就此划断、实行特赦，以换取对改革的支持。这样的观点当然也有其道理，但之于中国的现实，一个无法绕过的必要前提是，必须由“权力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把反腐纳入制度轨道，让反腐成为改革的有机组成，由此“特赦”才会获得正当性，才会达成社会谅解。否则，权力反腐注定会给权力留下继续腐败的空子，“特赦”也就自然丧失了正当性。
在此背景下检视中国当前的反腐，决策层的重视和决心固然重要，但仅靠这一点显然不够，还得在制度上下工夫。这就需要继续坚定地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他律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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