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位中国某市的市长颇为感慨地对我说：“听这种演讲，真是又过瘾又惭愧！”他指的“这种演讲”就是习近平主席最近在访问欧洲诸国时的一系列对外讲话。我们姑且相信这位市长的话是出于真心，但他的感叹是否具有代表性，却很难说。因为在笔者看来，习近平主席的那些不同凡响的演讲，以及在这些演讲当中所包容的丰富内涵，对中国的许多官员来说，恐怕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多年以来说惯了官话套话，在大会小会上拉着长音哼哼唧唧、语速忽快忽慢，照稿宣讲仍是磕磕巴巴错字连篇的人来说，习近平主席很有特色（尤其是在出访外国期间）的演讲，足以使他们惭愧、使他们脸红！
如果这些中共官员的责任意识还没有麻木，内心还有几分追求新知的锐勇之气，我希望他们在听了习的那些具有很高思想含量、很高文化含量的演讲之后，不仅仅有感到羞愧的情感冲动，更应该有彻底更新和革除中国官场积习特别是文风“话”风的勇气。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言明一句，本人与多数中国公众一样并没有、也从不奢望中国的官员在他们的讲话中都有如习近平一样的理论思维，都有同样高屋建瓴的锋芒与气势。要知道，官场中的摸爬滚打，权力场中的风刀霜剑早已把多数官员的思想锋芒钝化，把他们的精神棱角打磨得非常柔滑。但是，人们总还可以期望那些身居高位、比一般公众有较多话语权的头头脑脑，在讲话时能少一点千篇一律让人昏昏欲睡的东西，多一点新鲜感、亲切感和亲和力吧。几天前的一则新闻说，中国某省一位厅长下基层“指导工作”，到一户人家泛泛问罢家中几口人，收入多少，有无困难等几个简单问题后，竟僵在那里，无言以对，不知再如何与这家人继续交流下去。对诸如此类不会与公众对话的领导人，中国老百姓早给他们这样“画像”：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人们说话，被顶了回去。试想，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连与公众对话的能力都丧失了，他又怎么可能推动一省一市一县乃至本部门的事业发展呢？
更有甚者，山西省吕梁市属的交城县委书记不但不会“说话”、不愿“说话”，而且已经到了懒得讲话的地步。为此，他索性把直接上级吕梁市委书记的讲话稿拿来，除把稿中的第三人称和地名做了小小改动外，其他均原封不动地在全县大会上念了一遍。当网民发现蹊跷对此置疑时，这位“县太爷”竟把这等怪事给予了一个好名称：“不走样”！请想一想，如此懒政者、如此尸位素餐者，如此或泡在琐屑事务里、或把时光抛掷在觥筹交错中的人，又怎么会有改革的锐气、崛起的勇气和对事业的忠诫呢？
对这样的官员，要求他们说一些有人情味的话，说一些让公众感到亲切的话，说一些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内涵的话，难道是苛求吗？请他们抛弃官话、像正常人一样说话，难道不正是打掉他们身上的官气以及种种颟顸迂腐之气的第一步吗？
也正是站在这个角度，笔者以为，中国的官员在听了习近平的演讲后，应该感到羞愧并不是他的那些宏观战略思维，因为这是一位大国元首责无旁贷的义务。应该感到羞愧的恰恰是习之演讲的清新风格。习近平是否学过演讲技巧，笔者无从知晓。但他的演说，特别是在国外访问时的讲演，尽管并无多少抑扬顿挫、声调也不高，却很有吸引力。原因何在？盖源于他的那种不打官腔不囿旧套的全新风格构成的独有韵味与魅力。
具体说来，习之演讲有三大特点值得中国官员效仿和认真学习。
首先，是他演讲中有一种说“大白话”的特点。习近平喜欢说具有实质意义的大白话，这一特点从他上任伊始就有所显示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以中共总书记身份第一次与记者见面时说的这句话，令公众怦然心动。而他以军委主席身份巡视军营时说的“能打仗，打胜利”这句实实在在的大白话，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军队各项训练和军事演习中的“硬邦邦”的基本标准。他在俄罗斯谈到各国人民应自主选择适合于本国的发展道路时，用了“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样的语句。事后，有些西方媒体认为这句话堪与邓小平先生当年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相比，可称为“鞋论”。在不久前访欧时，习用“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比喻了文明的多样性；用“碗与勺子难免相碰”形容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用开汽车比喻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他说，开车不能只看眼前几米的路，必须看得远。只要我们充实燃料，握好方向盘，合作之车一定能跑得快，开得稳，驶向光明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大白话的优点是通俗易懂易记，运用得当往往会引来轰动效应。缺点是这种带点民间俚语式的语言常常会有文化的地域性局限，使用不好会弄出笑话。记得有人在外交场合把中美两国间的各类分歧与贸易摩擦说成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就显得极为随便和不妥，这种“大白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粗俗的信口开河。
习之演讲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带有足够的感情色彩。他在富有哲理的论述中往往会穿插一些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和友情的故事。在俄罗斯，他告诉在场听众，一名俄罗斯（前苏联）飞行员为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英勇牺牲后，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两代人为其修墓守灵竟长达70年。在坦桑尼亚，习近平说到一部中国电视剧在当地热播，也说到一对中国青年男女想在乞力马扎罗山峰举行婚礼的浪漫。而在德国，他对两位老人特别表示了敬意，因为他们曾无私地帮助中国人酿制葡萄酒，直到走完人生之旅。这种真实的故事，总会令人唏嘘感动不已。人情使哲理变得生动，哲理使感情得以升华，习之演讲中总在这种理性与感性之间进行着有机地交叉和转换。
笔者以为，习之演讲的第三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近平在出国访问时每到一地都会提到一些当地的历史上的名人。在俄罗斯，他提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名字。在德国，他点到的名人不仅有文学家歌德、席勒、海涅，有音乐家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更有思想巨人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而在法国，他开的这个名单则更长了，恐怕就连法国人都不会想到，这位中国的国家主席竟对法国的近现代历史、伟大的思想家和灿烂的文学艺术有那么全面的了解，有那么多的个人感受！“……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欣赏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等人的艺术作品，……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习近平并不是在拉书单，更不是为了“装饰”演说稿而在“吊书袋”。对这些堪称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的经典著作与作品，习近平先生确实都曾认真地研读过。“我年轻时就读过”、“我青年时代就对（此）……抱有浓厚兴趣”、“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这些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听他说这些话，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当年在陕北黄土高原插队的他是怎么在干农活歇晌时，靠在田间地头看书的情形。他后来告诉人们，那时他年龄小，常有不认得的字。每天都要带上字典，一闲下来就边看书边查字典……“书山有径勤为路，学海无涯苦作舟”。习近平对世界的了解是“勤”与“苦”的结果，是在“文革”那种文化专制主义盛行时期不信邪不盲从的结果。要知道那个时候看一本世界名著就如同秘密的地下活动一般。也正是有这样的读书经历才使习近平对这些人类的进步优秀的文明成果印象极为深刻，也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尊崇。我相信，饱览过人类文化经典的人绝不会在虚荣浮华浮躁中失去生活的定力，而当今在中国官场中流行的那种“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也绝对与具有高品味阅读习惯的人毫不相干。说实话，正是习之演讲中透露出的他的博览群书这一点，令笔者感到震撼。我相信，一切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中国官员也都会有同样的震撼，也都会从中找到自己在文化品味、知识素养、国际视野上的巨大差距！习之演讲让中国官员们脸红，他的学习精神恐怕更会让中国官员感到巨大的压力。他的那种“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求知态度，是中国近百万公职官员们的急需。有统计说，在今天这个信息近乎爆炸的时代，一年不学习，人们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这样看来，如果再不把一些干部从酒桌拉回到书桌、从“官场斗”变为“民所求”、从“浑浑噩噩”的状态切换到思考问题状态，中国的各级干部还有足够的的智商来应对变化的世界吗？当他们本来就已经十分有限的知识被迅速折旧之后，他们还有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与资格吗？
80多年前，中共尚处于非执政党地位。缺钱、少人、没枪的中共为尽快摆脱困境壮大自身，提出了“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的方针。不难看出中共是把向民众“宣传”放在了保生存的第一位，那时的毛泽东甚至把讲话时怎么打手势，怎样提问题拉家常都要向下属做出详细交代。如今的中共内部却有了前文所述的这样一群不懂百姓不问稼穑不知社稷安危甚至不会说话的人，这恐怕绝不是国家命运的吉兆。因此，笔者以为，要真正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第一步就应该是要求所有官员和公职人员，以习之演讲为蓝布，不说“官话”、废话、套话改说“人话”、实话和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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