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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济泽与王实味平反

liaowangzhisheng 2014-05-03 20:45:11 丁东/文 总第238期 放大 缩小

 

温济泽

今年4月18日,是温济泽先生诞辰100周年。温济泽先生逝世于1999年,享年85岁。在他的晚年,我曾数次到他家拜访。他慈眉善目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温济泽先生一生建树甚多。最后的职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可谓桃李满天下。但他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则是推动实现了王实味的平反。

王实味生于1906年,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抵达延安,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工作。译著逾200万言。1942年,他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对延安的负面现象提出批评。他说,某些机关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在干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他主张,“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王实味的观点得到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引起了一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的强烈反感。毛泽东从报上看《野百合花》后,让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王实味因而成为整风的重点对象。先是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座谈会,批评他的思想错误,说他讲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继而揭发他有政治问题,1930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往来,帮助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说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王实味始终不肯反省。因他和成全、王里、潘芳、宗铮两对夫妇来往较多,就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1942年10月,中央研究院党委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1943年4月,王实味被逮捕关押,又加戴了“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虽未破裂,但相互关系相当紧张。国民党方面看到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编印了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到处散发,并加上按语:“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

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作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王实味被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7月1日秘密处死,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王实味,说他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但不应当杀。

毛泽东去世后,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胡耀邦等人推动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王实味夫人刘莹也提出为丈夫平反的问题。平反过程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李维汉,一个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温济泽。李维汉是中共十二大当选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说话有份量。他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他说: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因之,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个错案,应予平反。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1982年,中组部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但王实味平反遇到托派问题的阻碍。1984年8月,李维汉临终前托咐温济泽: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

1985年5月,王凡西在香港发表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说“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澄清了王实味的托派嫌疑。

1986年6月,新华社发表了《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其中说到:“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也为《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提到的王实味重新作了注释:“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这一注释,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逄先知主持作出,经胡乔木审阅同意。

1986年11月,温济泽给中央组织部写报告,提出了三条建议:1.为王实味摘掉“托派分子”等的帽子,平反昭雪。2.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正式宣布平反,并就这个冤案谈谈应得的教训。1988年3月,温济泽再次写报告,通过中央组织部一位离休老同志之手,送到部长宋平办公桌上。宋平审阅后,批转公安部办理。公安部6月30日即派人与温济泽取得联系。同年底,将案子审理完毕,写出材料,送有领导批阅。1991年初,中央领导人圈阅了这个报告。对王实味平反。参与划圈的14位领导人,都划“○”表示同意;对恢复王实味党籍,只有两位领导人划“○”。最终决定为王实味平反,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并派人向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刘莹当时已经85岁,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于送来的1万元慰问金,她坚决不要,最后决定全部捐献,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温济泽关于召开座谈会的建议未能付之于实施。他只好写出《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接着,他又组织人编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1993年10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曾一再重演。王实味事件由于发生时间早,影响大,牵扯人员层次高,因而在中共党史上具有特别的标本意义,给中国未来保障人权,杜绝文字狱,走向法治和宪政,提供了血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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