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征兆且针对普通人袭击的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让人们开始审视中国的反恐体系——这直接关系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安全与否。
反恐系统如何运转
昆明暴恐袭击发生后，两条线的反恐系统迅速反应。中国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道：“一条是当地公安局向公安厅报，公安厅向公安部报。与此同时，昆明市政府反恐办也向省反恐办汇报，再报到国家反恐办。到了国家反恐办，反恐办也是要报到公安部反恐局的，最后报到最高领导。最高领导再通过这样一条线下达相应指令。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通过指挥平台，直接给昆明下指令。”
反恐局是公安部下设的一个机构，主要处置涉恐案件，负责研究、规划、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反恐怖工作。但由于反恐指挥时还会涉及到卫生、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单靠公安部门难以调动，所以有必要设立更高层级的指挥机构，这就是国家反恐领导小组。它比公安部层级更高，由国家层面指挥。地方上也会有自己的反恐办，对应的由当地党委一把手领导。为了方便管理，反恐办也设在公安部门。
国家反恐领导小组组长目前由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担任。小组前身是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看来，由“协调小组”转变为“领导小组”，反映了中国对反恐工作的重视，这样能够更好协调各个职能部门，调动国家级资源对重点地区反恐工作进行针对性加强。
指挥部门运转起来后，一线反恐力量也随之出动。现在中国的反恐力量主要由三支构成：公安部门、武警部队和军方。公安特警主要处置常规恐怖活动，比如小型爆炸、人质劫持等。而重大恐怖袭击，比如大规模暴乱、航空器劫持等，则需要武警出动了。今年来屡次见诸媒体的“雪豹突击队”就是这样一只反恐力量，也是目前中国最先进的反恐力量。而军方特种部队则是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时候才会出动，一般会协同另两只力量一同参与。比如执行类似美国击毙本拉登的行动，“应该是军方特种部队”，李伟介绍说。
反恐的“初级阶段”
3月4日下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面对记者时，通报了昆明暴恐事件的经过和善后事宜。
据秦光荣介绍，原本有8名暴恐分子想通过云南出境参加“圣战”，结果出不去，于是折返到红河，计划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发动“圣战”。3名暴恐分子在红河已经落网，但剩余5人则逃脱到昆明，酿成惨剧。
在反思教训时，秦光荣也坦率指出，一是反恐意识不强，二是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事先没有得到一些信息。另外，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是自成系统，火车站里和广场都是归他们管的，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这些都是教训，铁路公安掌握的警力还是不够。
事实上，对这座被暴力撕裂的城市而言，反恐演习是从未松懈过的。2007年，驻昆明的部队和印度军方举办了一次大型联合“反恐”演练。第二年，又一场反恐演习上演，昆明警方只用16分钟就制服了“恐怖分子”。此外，为制止暴力、恐怖案件在昆明发生，市有关部门在全市公安机关范围内精选精干民警，组建反恐突击队。这只被称为“云豹突击队”的反恐力量曾在2005年处置过一起持刀劫持人质事件，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当时的媒体用“潜龙在渊，神兵天降”来形容这支队伍。
但依照反恐专家的看法，这些演习又还是不够的。“反恐体系的建设说起来简单，但是到了具体案例中，是非常复杂的。”李伟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分析道，恐怖袭击有其随意性，这使得反恐无论应急还是处置都不能出现任何短板。“我们不像俄罗斯，不像美国，有那么丰富的处置经验。中国还处在应对恐怖袭击的初级阶段。”
而一位自称参加过“处突演练”的网友也提出了之后演习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发现，那些演练往往针对个人行为的绑架、和大规模的聚集，前者往往是‘暴徒’，呆在现场等候警察前来处置……而且‘暴徒’往往怕死，警察一近身甚至警察朝天放一枪，他们就会乖乖放下武器、抱头、蹲下、就擒”。
楼顶上的靴子
中国最早的一只反恐力量是1982年创立的反劫机特种大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时而发生的劫机事件。
据《南方周末》报道，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劫机事件，大部分飞机被劫往台湾，当时的台湾政权还为劫机者提供庇护，并称之为“英雄”。
当时恐怖袭击的概念还并不流行。据李伟回忆，1988年中国成立了反恐研究室，“那时候之所以有‘反恐’这个概念，主要因为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经常提到反恐，我们也就开始接触这个概念。”
到了1990年代，劫机事件减少了，但是“东突”分裂活动逐渐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据中国国务院“东突”问题白皮书透露，1990年4月5日，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的恶性恐怖事件，成为一次“标志性”事件，当时恐怖分子劫持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2辆汽车，残杀6名武警官兵，还用冲锋枪、手枪等武器向被围困的政府人员射击，并投掷炸药包和手榴弹。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对这类恐怖分子进行了坚决而严厉的打击。但一方面这些恐怖分子逐渐与境外力量连接获得技术和资金，另外，中国的反恐工作也多为突发事件后，先向领导汇报，领导了解到现场情况后，再拍板决定如何处置，常常延误时机。这时候，建立一套运转良好的反恐体系，就成为很紧迫的工作。
后来，“911”发生。这次恐怖袭击，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反恐局面，也对中国的反恐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巨大的灾难让决策者更深刻的意识到恐怖活动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威胁。“911”之后不到一个月，中国就开始着手建立反恐协调机制了。第二年，公安部就成立了反恐局，同样在这一年，还公布了四个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2003年，代号“长城2003”的反恐演习就开始了，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这类演习。2005年开始，按公安部统一要求，4大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及5个计划单列市等36个重点城市组建公安特警队，处置暴力恐怖犯罪和重大突发事件任务。
“当前，我们已经建成覆盖从国家到省市地县的四级反恐体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薛国强在参加全国两会时说到，中国的反恐体系愈加完善。
但在许多反恐专家看来，目前在反恐工作中，仍然缺少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反恐法。
早在2005年7月，中国公安部反恐局相关人士就曾对媒体透露，中国反恐法目前正处于紧张的调研起草阶段。起草工作主要由公安部牵头，并配合全国人大法工委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具体细节出于保密的原因尚不能公布。两个月后，中国公安部反恐局副局长赵永琛在第二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专题发言中透露，反恐法的框架结构已经完成。
但直到现在，这部被许多专家视为“楼顶上的靴子”的《反恐法》仍未落下。在李伟看来，目前恐怖活动罪名的法律界定不够完善，以及“恐怖犯罪适用于普通犯罪条款，导致在程序上没有一整套适用反恐的司法程序”。这位中国最早研究反恐问题的专家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不无急切的说：“发生了什么也不清楚，但是我们太需要一部反恐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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