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先生今年77岁。1937年生于山东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因为学业优异，家世清白，被选到《红旗》杂志社，在关锋领导下从事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相关的工作。1966年春天，《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撰写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吸收阎长贵参加，使他卷入政治漩涡中心。1966年后半年，他先后被安排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直到1968年1月蒙冤关进秦城监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江青的政治地位急遽上升。阎长贵先生因职务关系，参与了某些重要的高层政务，对当时中国政治中枢的运行机制和人际关系都有切身的感受和近距离的接触。当时，国宾馆钓鱼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他在钓鱼台工作一年间，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有直接过从，与江青打交道更多。这就使他具有了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政治阅历。他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同时又是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一般学者很难拥有的高层政治生态体验，对他却是青年时代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这些感受，成为他探讨历史真相，解析历史疑团的基本参照。他记忆力很好，对当年的细节如数家珍。时下流行的各种说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走样的，哪些是虚构的，他都不只是靠文献和逻辑来判断，同时参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这种独特的当事人身份，使他笔下的研究文字，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所以，他研究文革的文字甫一问世，许多读者的眼睛都为之一亮。他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后，史学界好评如潮。
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评判固然宝贵，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当事人的笔墨都具有同样价值。有的历史当事人，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会故意有所隐讳，有所夸张，让史实在笔下变形。有的历史当事人，完全沉浸在当年的价值体系中，没有能力跳出来反思历史。虽然他们叙述的细节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他们的评判却和时代精神存在严重的羝牾。阎长贵先生不同。他继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中国良史传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史不为稻粱谋，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同时，他不但勇于直面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也勇于反省自己的失误，超越自己的认识局限。他在博览群书，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屈指算来，我听说阎长贵先生的名字已有48年。早在1966年，阎长贵和戚本禹、林杰联名发表的文章，就被各种报刊转载，传遍海内，其知名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直到六年前，我才有幸通过吴迪结识阎长贵先生。当时，我们都在平西府一带居住，走动比较多。近两年住得远了，见面很少，但经常通邮件和电话。阎先生长我14岁。我和他交往，他从来不摆老资格。常常是一篇新作，写出草稿，就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有时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他都很重视。他的诚恳和谦逊，使我对他更加尊敬。
我在与他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研究历史的细致和较真。关于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限制江青参政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甚广，阎长贵经过认真考证，判断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他就此写成文章，让我转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当面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与何方就党史的内情有过多次深谈。张闻天和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重要知情人。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表示，“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
阎先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和当时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彼此信任，沟通机会较多。当年为高层服务过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阎先生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优势，也是一般学者不具备的。
有一次我阅读了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是：“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那本书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为此，阎先生当即和谢静宜通了电话，谢静宜反问：“我还要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吗？”
网上还流传一种说法，毛泽东晚年要安排江青当中央主席，毛远新、张玉凤当政治局常委。为此，阎先生和他之后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一起，分别找汪东兴、张玉凤、毛远新求证，写成文章发表，否定了这种讹传。
当代历史的谜团还有很多，以讹传讹的说法往往比真相的叙述更容易流行，阎先生这样的历史当事人所做的澄清工作，显得十分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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