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后，新闻显得有些寡淡：没有突发事件，缺少新闻热点，但在假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央视放出了最大的舆论炸弹。一时间，“东莞”这个地方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占据了网络和新媒体的显要位置。
这一天，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节目，罕见地用长达25分钟的时长，“高规格”展示了这家国家级电视台记者在东莞数天暗访色情业的成果。这段新闻视频中，央视记者在东莞暗访五个镇的酒店、KTV和洗浴场所，震惊地发现“KTV里跳艳舞，色情服务明目张胆”、“酒店不住宿，名为‘选秀’实为卖淫”、“五星级酒店里‘裸舞选秀’，小姐明码标价”、“20多项色情‘莞式服务’，淫秽竟成商家竞争特色”，并声称两次打110举报色情交易均无人出警。
经过一天的持续“肉弹”轰炸，央视用掷地有声的评论为报道定调：法治中国，没有扫不了的黄流！并呼吁对这种违法和丑恶现象进行“舆论谴责”。然而，他们没想到，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上，他们自己却成了集中嘲讽和批评的对象。
“东莞挺住”的狂欢与批判
节目播出不久，长达20多分钟的新闻视频，就开始在网络和微博、微信群中大量流传。很多人一开始被节目的“大尺度”惊呆了，有人吐槽，“自薛蛮子招供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么长时间的央视新闻了。”有人调侃，“央视给东莞拍的形象宣传片真是太棒了，不愧是专业的。”
而后，各路段子手反应过来，开始各显神通，有人点起了蜡烛，带头喊出了“东莞挺住”的口号，“央视无情，人间有爱”、“天堂里没有央视！”让人感觉东莞发生了强烈地震。各种与东莞有关的段子、戏仿、PS图片扑面而来。一时人人争说东莞，甚至因此让活跃度持续下降的微博，似乎又焕发了生机。
相对专业的评论，来自媒体同行。在最早被推荐的一篇长文《为什么中国记者喜欢举报“小姐”》，作者显然很熟悉媒体不时发动“暗访色情业”活动，并对他们常见的操作手法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直言这种报道“毫无新闻价值”，只能显示记者的猥琐和虚弱。
还有认证为“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加V微博，教育同行老大哥“应该怎样做新闻”：“媒体不是不能报道色情业，这个原始行业是否仍存在暴力血泪、娼妓们的生存状态，及其屡禁不止背后的权力庇护，更需要媒体关注。只有真相，东莞小姐才能真正不哭。”
当然，对这种娱乐化的狂欢和一边倒的批判，也有人表达了不满。认为这种毫无是非的非议，是对本分东莞人的侮辱，也是对法律和道德的践踏，这样娱乐至死的双重标准，才是可耻的。但这种一本正经的分析和辩护，显得势单力薄，瞬间淹没在一片“挺住”声中。
当然，这些非主流吐槽和批评，主要在非主流渠道流传，刊发在主流媒体的评论，更多跟在央视后面亦步亦趋，质问“阳光之下，谁打造了法外色情特区”？警告东莞市方面，“纵容黄流泛滥只会害了东莞”。
这些报道和呼吁，获得了官方的迅速回应。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作出重要批示，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胡春华书记的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并派出由厅领导带队的工作组到东莞，组织开展查处工作。当晚9时，东莞市公安局组织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场所、沐足、娱乐场所进行检查，截至当晚10时，共抓捕67人。曝光的12家涉黄娱乐场所已被查封，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和涉黄酒店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停职调查。
“正当”的报道为何遭遇非议
正如观察者所说，媒体通过暗访揭发色情服务这种事，很多媒体都做过，在央视也不是第一次，为何此次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弹？
最明显的原因，是对报道中巨细靡遗的细节渲染感到震惊和不解。虽然很多人对报道内容谈论得津津有味，但有人直言，和家人一起看这个节目，会感到很不好意思。节目中大量出现的露骨画面、详尽细节，让人看得脸红心跳；对色情服务提供者不加遮掩的示众、频繁跳出的“小姐”等歧视性字眼，甚至引发了“联合国”的委婉抗议。在随后的扫黄行动中，一些性工作者抱头蹲地的弱者姿态，运动式执法可能出现的误伤无辜，更能激起一些人的同情和不满。
另外，央视游走在舆论引导、过度娱乐、高度商业化之间的复杂形象，也早已在公众中形成了负面的刻板印象。在揭发星巴克暴利、网站涉黄、房企欠税等报道中，都可以看出其舆论强势地位，而这些显得“霸道”的报道，也引发了公众质疑。在此前的“薛蛮子事件”、“新快报事件”中，这种质疑已经集中出现。在一些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伦理的人看来，媒体是社会公器，舆论监督的炮火，更多应该对准权力滥用和贪官权贵，报道也更应该专业和客观，而非直接挥舞道德大棒。
公正地说，按照现有法律，卖淫、嫖娼都属于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对此严厉打击是执法部门的职责和权利，媒体进行举报暗访也并无不正当。央视报道中操作虽有瑕疵，但也有对执法者失职渎职的追问、对公职人员接受色情服务的监督。问题是，在舆论监督受到严格限制、监督权力束手束脚的舆论环境下，对普通人的监督，很难逃脱选择性执法和“欺软怕硬”的质疑。
性产业“罪与非罪”的纠结
围绕央视“扫黄”的这场争议，直观展示了新传播环境下两个舆论场的严重分裂。除了因为新媒体给了普通人以公开发表言论的渠道，更是性产业罪与非罪这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的突出反映。
众所周知，卖淫嫖娼等性产业在中国大陆都属于违法行为，是执法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但是，更广为人知的是，中国当前并不可能消灭性产业，甚至这个古老的行业还出现越来越蓬勃的趋势。东莞就是中国地下性产业繁荣的一个典型代表。“中国性都”的名号广为人知，借鉴自现代工业生产的“莞式标准”更说明性产业已经蔚为大观。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也得到了当地执法部门的默许甚至纵容。记者多次报警后无人管，就是证明。
我们常说，旧社会逼良为娼，对娼寮的改造，是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的一大功绩。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完全禁绝性服务业。这种条文上的坚决和执行中的绥靖，在导致性产业“野蛮生长”的同时，也滋生了更多的贪腐、寻租和暴力。因此，认真讨论一下这个领域的公共管理，或许比重复那些道德过剩的陈词滥调更有意义。
性产业是否应该合法化或去罪化，是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一些人看来，性产业存在，会毒害社会道德，威胁家庭稳定和良好风气，甚至造成拐卖妇女、胁迫卖淫等社会问题；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人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通过提供性服务养家糊口，完全可以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也可以成为一种职业。这两种观点分歧巨大，似乎缺少调和的可能。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议，单纯从实证研究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经探索过性服务合法化。实践证明，这并未造成社会道德沦丧或家庭风雨飘摇，在一些地方涉性犯罪还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另外的问题，比如性产业管理难度加大、拐卖强迫卖淫增多等。对比各种政策结果的优劣，有人提出，不应鼓励性产业合法化，但可以有条件的对卖淫现象去罪化，同时加强对这一行业的管理。
在中国，公众和管理者对地下性产业的态度存在诸多暧昧和分歧，这次围绕央视扫黄的争议和狂欢，就是一次直观体现。有鉴于此，中国似乎到了应该认真探讨如何管理庞大性产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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