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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事变动看中国治理体制改革

tebiebaodao 2013-12-23 19:13:24 秦晓鹰/文 总第225期 放大 缩小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刚过一周,中国新一轮人事调动就已经开启:不仅31个省份的省政协主席全部“退出”各省级党委常委班子,在重庆市委常委中也有多人职位发生变动。

由中纪委委员杨晓渡说起

让人们最为关注的,恐怕还是中纪委常委、中央第九巡视组组长、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空降”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一事。而这一职务的原任则是现年60岁的中纪委委员杨晓渡。

我知道杨晓渡这个名字,还是一家报社记者从西藏采访归来后告诉我的。他说,西藏自治区有个财政厅厅长是个上海人,老“知青”(内地“文革”用语,即“知识青年”)。事隔15年,我现在已想不起他是怎样介绍这位“杨厅长”的了,只隐约记得他说杨晓渡这个人工作很踏实,人缘好,没有架子。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听到一个传闻,据说江泽民那年去西藏视察工作时还有意无意地中提到过这位“上海小同乡”。可见杨晓渡的父一辈在上海也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

闲言少叙,仍接中国新一轮人事调动的话题。既然有了前述的人事安排及组织调度,那么依照中共之惯例,估计近期还将持续公布密集的人事变动消息,涉及面很可能包括党、政、军、企以及“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多个层级、各个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意料之外的是,这种历来被视为最难应付最容易引起纠纷的涉及人事安排的大难题竟然会成为了中共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步。换句话说,就是中共高层正在毫不迟疑地在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上迅速打出一套“组合拳”。

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会议主席一律“退出”省级党委常委班子,是中国社会生活进一步走向多元化走向民主化的鲜明标志。早在35年前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中共中央有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党政分开”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监督,才能有效地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由此进行合理地延伸,我们便会明白,只有现职党政主要领导人不再担任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人,政协才可能真正履行参政议政的使命与责任。

这里有一个极易理解的逻辑,即一个人不可既是执政者又是参政者和议政者。这不仅是社会责任的混乱,更易引发社会角色的叠加与错位。只有克服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混乱,才可能减少中国社会的整体运营成本。在执政者、参政者、议政者各司其职的基础上,才会有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也才会有真正的议政内含和国家权力在民主体制中的健康运行。

中国杰出的画家也是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的参加者徐悲鸿先生,曾为其所赠该会之《奔马》题诗曰:“山河百年归民主,踏破崎岖大道平”。笔者以为,省政协会议主席一律“退出”省党委常委班子一事就是一件铲除坎坷、踏破崎岖的大事。它所包含的民主内涵都足以让关心中国动向的境外媒体认真琢磨,细细品味。笔者认为,这项人事变动在改革国家治理体制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所起到的作用,其实质就是要减少、压缩甚至剥夺一些执政者利用手中权力中饱私囊、实现所谓权力寻租的空间。

以改革促反腐 以反腐保改革

毫无疑问,这项看似仅为人事变动的改革却在无形中向世人昭示了国家治理能力与发展人民民主的关系;也勿庸置疑地显示了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制的现代化与反腐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似乎是要印证上述这些结论性观点,在中国新一轮人事调动开启之后不到五天,王岐山在为筹备中纪委三次全会开展调查研究时就明确指出:纪检监察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逐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反腐败的力度。而惟有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才谈得上加强。听到这种逻辑性很强且带着几分豪气的话语,笔者禁不住要为中纪委的工作思路表示喝彩!

这种工作思路值得赞许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它的快捷与清晰。中纪委对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毫不含糊,提出在中央确立了改革方向之后,中纪委就要以创新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改革的总体部署,拿出落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请注意“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两个词。这预示着中国反腐败工作已经到了一个从情感道德批判以及用传统警示向现代管理迈进的阶段。这也正是本文认为中纪委工作思路值得赞许的第二个原因,即它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从近日有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中央的纪律检查工作正在向着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纪委还在积极探索如何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创新巡视方式方法,实现巡视全覆盖的有效途径和制度保证。

很显然,上海市纪委书记的这次变动,可以说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后的首个案例,也是中纪委工作思路创新探索的新示范。不过,在我们为国家治理体制改革迈出坚实的第一步而高兴的同时,在我们对这座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吐故纳新中焕发生机抱着殷殷期望的同时,也深切地懂得:打破利益固化的顽疾,改革国家的治理体制,提高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并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巨大、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实施并建成这一工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多少荆棘铺陈在前,多少难关需要攻克,多少甘苦尽在其中……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这些人事调动还只沧海之一粟,长征途中的一小步也。

壮士断腕 革故鼎新

事实正是这样,中石化青岛爆燃事故,北京2012年的“7.21”水灾,上海居民区大火以及在全国各地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生产安全交通安全事故都以极为惨痛的教训警告人们,改革中国的社会治理管理体制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必须痛下壮士断腕的决心迅速加大革故鼎新的力度。

混乱且相互矛盾的市场秩序,潜规则盛行的官场职场,残缺不全漏洞百出的行业监管,亟待整顿的人力资源政策,充斥着大量隐形腐败的干部选用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羁绊,都是公众痛恨的官僚顽症,理所当然应在彻查与革除之列。

以改革促反腐,以反腐保改革,从两个侧面去夹击中国在国家治理上的陈旧体制,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灵验也最有效的双刃剑。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们希望首轮人事变革进展顺利,也期待着还能有第二轮、第三轮以及更多的人事改革举措的出台。为什么发生多起重大责任事故后都看不到高级官员受到严厉处分的结果?为什么在造成公众生命财产重大损失之后,却再也难寻当年处理瞒报“非典”责任人那样的坚决果断?可见,实现国家治理水平的现代化与人事制度的改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尽管中共高层并不存在党同伐异的弊端,并不存在庸俗的山头主义和林立的派系争斗,但阻碍改革特别是阻碍人事制度改革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而留恋旧体制的公职人员也绝非少数。老人中有之,年年报考公务员时的火爆场景不是也说明旧有官制对青年人的巨大吸引力吗?

因此,任何一位力主改革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懂得,陈旧的缺乏竞争缺乏透明缺乏监督缺乏民主内涵的人事制度是中国下一步改革中真正的“硬骨头”。在这个堪称利益固化的最坚固的城垒面前,能否攻坚克难?中国公众满怀期待,但那一双双期许的眼睛也同时流露着某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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