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地质系学生曹静(音译)在河北秦皇岛一家酒店的房间里阅读时，她注意到一些预警信号：她的书本书页上覆盖着一层煤灰。这个契机让她有志于研究中国失控的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影响，并用经济方法解决污染排放。
在新任中国领导者决心控制污染之后，她的工作变得更加有紧迫性。曹静的目标是建立起一套税收框架，遏制有害气体排放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减小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曹静说，“中国迫切需要类似碳排放税这样的环境政策，来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她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同时是世界银行的顾问之一。“如果环境政策经过精心设计，对经济就不会有多大影响。如果设计不当，那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她预计政府将会最先征收碳排放税。她认为税率适当的话，这对经济的影响较小，并且会比欧盟那种“排放上限和交易”模式更加有效率。欧盟的模式是企业可以买卖排放许可限额。
如果今年将二氧化碳排放税的价格定在每吨10人民币，然后逐步增加，到2020年提高到50元，碳排放将会减少差不多19%。同时带来的健康和能源节约，以及其他税种置换，将抵消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中国国务院已经设定了2020年的减排目标，届时每单位GDP的增长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将比2005年下降40%-50%。
曹静出生于安徽芜湖，1994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两年之后她到河北秦皇岛进行田野调查。她说，“我从窗户外面和书本上的灰尘就能感到污染，我猜这是由于煤炭。秦皇岛的污染很严重。”
从她到访那年开始，秦皇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炭港口。据中国煤炭运输协会数据，秦皇岛去年总共运输煤炭2.35亿公吨煤炭，相当于全国国内海运煤炭供应的40%。
在大学第三年，曹静加入了双学位计划，学习经济学，老师包括海闻、易纲、林毅夫等。
1998年大学毕业后，她开始研究环境经济学。2001年她去了贵州省贵阳市，作为她新研究领域的第一次田野调查。贵阳有大量的钢铁、煤和化工企业，她注意到当地建筑的老化速度远快于新加坡。
“在新加坡使用了20或者30年的房子，看起来都比中国使用了10年的房子新。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酸雨有多严重。”曹静说，她的挑战是找到一种方式，来说服国家在注重短期工业增长的同时，也要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影响。
为了让辩论更加直观而且实际，曹静决定量化减少污染带来的所谓“关联效益”，比如说节约能源和降低医疗成本，这些能让人看到直接的回报。
曹静的研究目的是提供中国政府可以衡量环境政策真实成本的工具。她说，当“十二五”计划中公布决定引入环保税时，这就是一个突破。不过，环保团体绿色和平驻北京的分析师李硕(音译)对环保税的实施持怀疑态度。在一封邮件中，李硕写道，“我们已经看到征收碳排放税的意图有几年了，但是大多时候都缺少有意义的规划和细则。”
曹静预计，中国将在2015年或者是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征收碳排放税。最初的税负将会很低，大概是每吨5-15元人民币。国家也有可能推出碳排放交易，针对大型企业。
“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日渐西化。这意味着未来将对石化燃料有更高的依赖，排放也将更多。”她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迅速，但我们也牺牲了许多东西。”
“经济学家都喜欢讨论税收，但每个人都讨厌征税”。她说。为了让草案得到支持，她开始向普通人征求意见，拿出一个让各方都可接受的框架。“环境政策最大的阻碍力量是惯性和既得利益者，这和中国其他的改革一样。”
“如果改革计划是所有人都反对，那么这个计划就不现实。改革必须兼顾政治可行性和经济效率。在经济学中，你只需要把蛋糕做大，然后让人来分配。但是现实中必须考虑蛋糕的大小，以及分配的公平。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实际的政策，而不只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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