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小鲁公开发表对文革错误的道歉信，到秦(晓)孔(丹)因宪政岐见引来的“骂”战;从薄熙来的公堂表现表演，到薛蛮子的嫖娼淫乱被拘，最近，中国公众从媒体视频互联网上看到这一场又一场的“闹腾”，其喧嚣的程度或大或小，或精彩或无聊，或让人为之一震一惊一怒一喜一悲，或施放着正能量或传播着负效应，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散发着一种过来人的气息。这是一种不甘于消逝又不愿意切割旧日时光的气息，是一种说不上是对社会还是对自己负责的心态。是想要抓住最后的岁月尽享人生的一种沮丧呢?还是怕被人遗忘所以忙着去回顾总结历史的焦急与惶恐呢?亦或是眼睁睁看着亲身经历的人与事，在被某些人有选择地记忆(记录)中，正在被虚无化和碎片化的痛心与无奈呢?当然，在所有的这些喧嚣的背后，还有某些人雄心难收的遗憾、壮志未酬的烦躁!正如年近90岁的画家黄永玉写下的一句话：“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变老了。”
陈小鲁：与过去切割
首先是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之子——陈小鲁向他的母校北京八中发了一封公开的道歉信。陈小鲁在信中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八中部分师生受到的红卫兵的冲击和伤害，坦诚地表示了歉意;对他当初没能制止各种过激行动也表示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陈小鲁在这封信中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彻底否定“文革”的坚定立场，并且带到警示性地提到当前在中国有一股为“文革”翻案之风。这就等于在昭示了他的心迹与决绝，即便是否定了自己，也绝不能因一己之私为这场造成国家经济濒临崩溃、陷民族于大灾难的“文革”翻案!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这批人并非什么“先知先觉”，而是一群敢于面对现实，承认并且尊重现实的人。
我与陈小鲁相识在“文革”中后期。他离开北京到海城当兵的时候，我还与他有过不少的通信来往。记得他曾告诉我，因为受到各种莫须有“罪名”的牵连。他最初到部队时，连正式入伍都不算，是个没身份的“黑兵”，身上穿的那套军装还是自己掏钱买的。1972年陈元帅去世，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令举国震惊。事后，小鲁抽空来我家，把追悼会前后围绕悼词内容、规模、谁主持、谁念悼词发生的一系列争论详详细细追述了一遍。包括他见到毛泽东来到现场时对毛的直接观感，“老了，留着稀疏不多的白胡须，又像是呜咽又像是在说话，我听到他说了好几遍‘陈毅是好同志哟!’”
如今己是六十七八岁的陈小鲁，长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天庭饱满，头发花白，宽阔的脸庞虽有不少皱纹，但并不显暮气。尽管为官为仕一路坎坷，改革夙愿难以实现，但他的心火是不灭的。近20年来，小鲁惟一的变化，就是从权力中心游离了出来。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对变幻莫测的中国的权力场金钱场，继续直抒胸臆，毫不掩饰自己力主中国实现全面改革的政见。47年前的1966年的8月18日，是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47年后的8月18日，当年红卫兵的“头头”之一的陈小鲁发出了道歉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勇敢地告别与切割，还是意味着崭新的沟通与博大的相拥?
薄熙来：幸与不幸
庭审薄熙来，大概是中国8月份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热点了。我在接受一家香港英文网站采访中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如果中国也有一本类似美国的《时代》周刊，那么它的8月份的封面人物一定会是薄熙来。
我第一次见薄熙来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那年夏天我以作家和电视纪录片撰稿人的身份，应邀参加了一个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组织的《环渤海行》摄影记者团。人家都扛着专业摄影家的长枪短炮，我是惟一耍笔杆的。一行8人路过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会见、座谈、宴请。时任大连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薄熙来作陪。说实话，我对那次见面印象不深。这一方面与曹伯纯的拘谨寡言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薄熙来本人的低调。所以直到我们离开大连时，也无一人提及他是中顾委副主任、前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
印象比较深的还数第二次见面。有关方面组织了“首都百名记者访大连”活动，我算是该团的副团长。此次见到薄时，他已经是大连市委书记，更是媒体争相追捧的红人才俊。在与记者见面时，这位学过新闻的人很会掌握新闻人的心态。当他面前的扩音器因为电路接触不良发出噼里啪啦的怪声时。薄熙来说：“生活中像这样的怪声很多呀，我不能不听，但绝不会全听!”话音未落，掌声一片。几十名记者(特别是女记者)众星捧月般地、近乎亢奋般地追逐追问以及纠缠不休地与之合影，不但未使他疲倦，反而令他兴奋得有点难以自恃。在这种氛围中呆久了呆惯了，他还会清醒吗?
笔者以为，今年8月的庭审，对薄熙来而言既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所谓不幸，当然是指他个人命运的多舛跌宕。而所谓的“幸运”则是指那些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人对他的网开“三”面。一“面”是指，不去追究他与多名女姓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事实。对这一不光彩行为的指责在审庭之前，曾在不少正式场合和文字中多次出现过。二“面”是大大减少了人们本来预期和估计的他的贪污受贿财物的数额与金额。第三“面”，就是完全回避了薄熙来在重庆期间因滥用职权对社会法治造成的严重破坏。遗憾的是，薄熙来对这些善意似乎没有感觉。相反，一向注重家族声誉的他却突然爆出了妻子谷开来与亲信王立军之间的暧昧关系，并称王立军叛逃是因为这秘密恋情被他发现。这一八卦式的爆料和近乎儿戏的判断，再度显示出薄熙来公子哥的虚狂、自作聪明的天真以及急于求生的怯懦。这种非理性的举动立刻引起一片哗然。这些堪比影视剧的婚外恋情节出自薄熙来之口，把原本严肃的自我辩护一下子变成了老婆与属下偷情的爆料，其可笑程度足以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以往锋芒毕露的他在中国政坛本已非常刺眼，如今他在这场庭审中的言行再次表明他不是一位适合在中国的政治土壤中生存的领袖人物。弄权者反被权治，薄熙来当以为鉴、当以为戒。而公众把国家命运的兴衰寄托在政治大人物身上的这种习惯性思维也很不靠谱。这次透明度达到前所未有程度的庭审真切地告诉中国公众，人们孜孜以求的公平正义的通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就存在于良好宪政秩序下的法治社会之中。
薛蛮子：没有暮鼓，何来晨钟
薛蛮子的嫖娼与聚众淫乱之所以极为引人注目，因为他是据说有1200万粉丝的网络大V，因为其父是那批建国初期的中共高干即真正的“革命老前辈”，因为他是一个长着中国人面孔的美国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形成了真实与虚假的两极大跳跃!
薛蛮子的真名叫“薛必群”。其父薛子正给他起这个名字的含义好像是要表示“必须联系群众”之意。我在1978年认识薛必群时，他还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年轻漂亮唇红齿白，大眼睛滴溜溜地转，一口的“京片子”，说上几句话便笑，显得很阳光。那时的薛必群真称得上是一位地道的英俊小生。我父母当时还在世，听说这年轻人是“薛(大哥)的孩子”，也对他格外喜欢。
薛必群找到我的最初目的是他当时想要报考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其中要考的一门功课是“世界历史”。他知道这正是我的专业，所以希望能帮帮忙指点指点。说实话，我当时对这位只上完小学就碰上“文革”的小弟弟打算报考研究生实在不看好，更不敢恭维。然而，他的执着和聪明却最终打动了我。他第二次来找我时，竟然把世界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和人物简介按照年代顺序，整理抄写了三百多张卡片。他说，没办法，我只能靠死记硬背了。薛必群还告诉我，他的英语也是靠背《英汉词典》学来的。背一页就撕一页，直到撕完撕光……不久，薛必群还真就考上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生。
后来他去了美国，联系也就断了。但关于他的各种趣闻佚事仍时时从大洋彼岸传来：他在美有了新的外号——“薛皮球”;他学会了给美国佬做中餐套餐，一次收400美元;他挣钱买了幢大house，光配套的洗手间就有十几个。再以后，就是不久前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了接受采访的他，方知此人得了“直肠癌”。再再以后，就是这位“郎哥”这位“白胡子老头”这位“薛蛮子”和妓女被捂在了一居民楼的“新闻”。
薛必群，为老不尊啊!我不知道你是对欲望的极度痴迷，还是对真情的极度厌倦呢?当年你在人生路上步履匆匆，仓促驰行;如今刚进入60岁这人生的“早秋”时节，为何要这样急火火地糟蹋自己宝贵的余生?
林语堂先生说过，人们爱秋天，是因为秋叶泛黄，气度醇美，色彩富丽，还带着一点悲哀的色调以及死亡的预感。这话说得是多么精致与准确呀!京剧有开场的锣鼓，而今年8月份，我的那些同龄人的言行却有点像谢幕乐章的尾声。人的一生，无论成败，都有权休息，也需要休息。只有在人生的舞台谢幕之后，我们才能悠哉游哉。当然，如果我们不下台，新一代又怎么能登台?没有暮鼓，何来晨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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