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部门密集公布三公开支情况。据统计，2012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74.25亿元，比预算数减少5.59亿元。从2010年的94.7亿元，到2012年的74.25亿元，三年间中央部门层面的三公经费共减少了20.45亿元。这种节约是否已经到了极限，能不能节省出更多的公共资金来?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尽管我们无法一口说出还能节约的具体数目，但不难发现，节约三公经费的路径是相当明显的。
杜绝违规，三公经费仍有节省空间
今年6月底，审计署发布了58个中央部门的预决算审计结果。其中，三公经费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外交部、农业部等9部门，超标准、超范围列支出国费用，金额总计2205.95万元。其中外交部部本级金额最高，超范围列支出国费用1396.29万元。工商总局本级、海洋局本级、供销总社社本级则无预算列支因公出国(境)经费，金额分别为13.06万元、512.21万元、73.88万元、67.76万元。此外，6个中央单位公车费违规，涉及金额2044.42万元。在公务接待方面，国家民委超预算支出公务接待费等费用390.68万元。
法律法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约束行为，使三公支出等政府行为被严格规范于正常轨道之中。可以说，凡是违规之处，必有猫腻存在。违规支出，就是三公经费的滥用。反过来说，杜绝违规将会为节省三公经费开拓更大的空间。
当节约成为普遍选择，三公经费仍有下降可能
数据显示，超过9成的部门三公决算低于预算，但仍有4个部门花钱“冒”了。这些三公花费超标的部门下一年度能不能省着点花钱，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于，那些尚未突破预算的部门还有没有节约的空间?
2012年三公经费预决算数据表明，国税系统是节约三公经费的大户。2012年安排的三公预算为213289.77万元，实际花费为205836.7万元，节省三公之处7453.07万元。此外，三公经费压缩比较大的部门还有国家邮政局、农业部、公安部，他们分别“节省”了6989.69万元、6280.15万元、2734.31万元。上述4个部门压缩了超过2亿元的三公经费开支，占全年全部中央部门节省三公费用总数的一小半。其他更多的部门，还有没有继续压缩三公开支的空间，这是一个可以自问的问题。
上行下效，足以开拓更大的省钱空间
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的账本，目前还仅仅是中央部门层面的“规定动作”。越到基层，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政透明状况就越是不尽人意。2012年审计署审计发现，54个县2011年财政报表少反映收入83.29亿元、支出44.50亿元，虚列支出66.56亿元。清华大学《2013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仍然很低。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似乎已经习惯于花钱不受监督。越到基层，推行财政公开的难度越大，市县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的阻力可能更大。难度大，也意味着空间大。在基层推行对于三公经费的强力约束，省钱效果让人期待。事实上，在基层政府层面推行三公公开，其意义绝非仅限于为基层政府节省开支，它的效用同样会传递到中央部门层面。
通过对这次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下降的观察，转嫁三公费用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在审计署抽查的45个中央部门单位5.33亿元会议费中，转嫁给其他单位或挤占其他支出的占4036.5万元。此外，转嫁给其他单位的出国费用为550.13万元。正是因为公开三公经费的制度要求目前还停留在中央部门层面，所以向下向外转移就成了一种钻空子的办法。而治理的对策，是将三公经费公开推广到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让转嫁开支的想法无路可走。
加强和改进公开，压缩不合理三公开支的空间
三公省钱的结果值得欢迎，坚持三公信息公开的做法也值得肯定，但是一些问题在这一次也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梳理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一些部委仍旧不敢将决算报告放在网站显眼之处，需要从主页多番查找，打开一个又一个目录才能觅得踪迹;一些部委对没有底气的数字不敢做过多解释，说明情况流于形式;也有一些部委公开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如水利部新购业务用车，平均一辆近28万元，是否买了豪车，缺乏进一步说明;中国气象局2012年公务用车保有量比2011年无端多出1000多辆，这些车从何而来，也未作出说明。
公开不是最终的目的，公开是监督的条件。因此，目前的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应当引入一个像审计过程那样的回应和整改程序。对于民众和媒体质疑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当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则需要依法依规认真整改。对于三公支出中的违法问题，要通过查处公布结论，对相关人员进行追究，给公众一个明白的交代。只有这样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公开，对社会而言才是有意义的，对节约财政资金而言才是有促进作用的。
明晰三公标准，可以从根本上更省钱
中央要求压缩三公开支，从近几年预决算的公开情况来看，三公开支也一直是在下降。然而，有没有下降到位，哪些钱是该花的，哪些钱是不该花的，似乎谁都无法说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三公标准实际上是缺位的。没有了标准，一切都失掉了评价的准星。
分析一下中国的三公支出，在公车方面有着按照不同行政级别买不同排量、价位汽车的标准，但是具体的使用就没有更进一步的规范，只有笼统的反对公车私用说法。至于因公出国(境)经费，就缺乏明确的执行标准。公务接待方面，曾经制定过所谓“四菜一汤”的规定，但现实当中早就没有地方在认真执行，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无标准的状态。可供借鉴的是，香港规定公务接待的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与450港元，公款吃喝不许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向来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让公众监督三公经费，那么一个明确的三公标准是必须的。
监督关口前移，真正以预算来制约三公花费
7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要注重“盘活存量，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以国家发改委为例，其2012年年度收入为13.5亿元，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约为8.1亿元。这意味着国家发改委往年结余资金，其规模大致相当于年度收入的60%，占年度可使用资金的比例达37.3%。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预算不科学不严肃造成的。就三公经费而言，预算同样是入口和资金源头。对预算编制更严格一点，比钱花光之后再来监督决算，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一方面是公共资金在一些部门形成“存量”，一方面是政府部门超预算花钱已经形成习惯。80多个中央部门2012年决算总额达9200多亿元，预算总额为7000亿元，决算总额超出预算总额2200亿元，超出预算31.4%。在相当程度上，财政预算已经失去了规范、约束财政支出，预防、遏制腐败的作用。如果这种预算无法约束政府花钱的局面得不到扭转，通过提要求方式实现的节约三公开支的结果是无法持续的。真正的省钱、科学的省钱和可持续的省钱，必须通过权力间相互制约来实现，真正发挥人大在审批预算方面的作用。
改革预算模式，省钱也得有技术含量
中国财政预算采用的是所谓增量预算法，简单地说，下一年预算的额度要由本年度收支情况决定，今年的预算资金花不完，明年的预算有可能因此被核减。在这种情况下，部门自然丧失了节约的动力，因为节约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是革了自己今后的命。奢侈浪费、突击花钱的毛病，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机制根源。相比较而言，美国等国家采取的零基预算法则不去考虑上年预算情况，一切预算的编制从头再来，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在这种模式下，预算出来的三公经费才具备真正的说服力和合法性。
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例，其去年出国经费超过2个亿，在82个中央部门中，它是唯一的出国费用过亿部门。根据相关方面的解释，这是因为2012年参加伦敦奥运会的缘故。然而，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因公出国费用预算仍然高达1.8亿元。这又是为了什么?水位被抬高之后就很难被降下来，这就是增量预算法的毛病所在。改革预算制度，从技术层面来减少三公经费的不合理消耗，这也是可以继续省钱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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