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李克强经济学?人民网认为，李克强经济学是带领中国经济转型闯关的经济学。中国青年网则指出，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是“农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7月9日以“李克强经济学”受关注：“改革魄力如朱镕基时代 ”为题，比较了李克强总理与朱镕基前总理的经济政策。《大公报》刊登《“克强经济学”出鞘试锋芒》一文指出，“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是依靠市场机制。台湾《旺报》刊文称，这种“清热去火”的“克强经济学”更加明确未来经济挤去泡沫、走向正常的契机已经开启。德国之声电台网站2013年7月10日播出《德国学者看“李克强经济学”》表示，中国政府在2013年6月份爆发的“钱荒”中，采取铁腕治理，不像往常一样给商业银行提供资金以缓解短缺的做法，把“李克强经济学”一词推上了历史的舞台。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3年7月9日刊登题为《中国的“李克强经济学”：眼见为实》一文断言，“李克强经济学”将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新华网对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的权威解释是这样的：“李克强经济学是巴克莱资本公司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推行的政策取的绰号，这一新词正在成为全球解读中国新一轮经济政策中的热词，其核心内容包括：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措施、在结构性改革中实行去杠杆化和以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如上对李克强经济学的不同解释，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但是，只有以“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基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及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内涵。
李克强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压力，坚决抵制增发货币刺激经济，这一出人预料的举措昭示，李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迥然不同，却与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味。
20世纪以来，围绕“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两大流派，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调控经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则主张限制政府权利、发挥市场作用。显然，李克强经济学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然而，将李克强经济学归为自由经济学也有失偏颇，尽管李克强经济学与自由经济学同样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2013年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并指出，“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要把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传递出的信息是：首先，要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其次，宏观调控要重视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显然，李克强经济学对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看法，既不是凯恩斯主义学派，也非自由经济学派。李克强经济学在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也不否定政府调控的积极因素，简政放权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基本主张，这种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有别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学派的界定符合中国的国情。
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主政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也悄然发生了如下三大变化：第一，从强调政府调控向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转变;第二，从依靠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增长向提倡内生性增长的转变;第三，从看重经济总量增长向关注经济结构合理的转变。
这些新的特点体现了李克强经济学吸取了供应学派、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内涵。但是，并不能将之等同于供应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李克强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与供应学派有联系，但是也存在区别，供应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该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A.芒德尔，主要代表人物是拉弗，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政策主张是减税与消减福利。种种迹象显示，李克强经济学强调减税但是不轻言减福利，这就形成了与供应学派本质的区别。供应学派之所以强调减福利，目的是消减政府开支，防止出现赤字财政，最终杜绝用增发货币的手段平衡财政预算并进而导致通胀的结果。李克强经济学则主张通过消减政府开支、严控“三公消费”、精简机构而实现供应学派的目标预期。
同样的，李克强经济学与制度学派有联系也有区别。制度经济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科斯 (Ronald Coase)《企业之性质》，科斯的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制度经济学强调所有权确权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经济制度去自动推动经济发展。李克强经济学凸显了对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视，“调结构，促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制度改革问题，同时，李克强经济学，一方面重视所有权，另一方面重视对所有权衍生的使用权、用益物权、分割处分权等更广义的权益进行确权与维护，这显然是对制度经济学新的发展与推动。
故而，李克强经济学蕴含着西方经济学合理的成分;但是，李克强经济学不是某个西方经济学的翻版，更不属于西方某个经济学流派，李克强经济学首先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是发展的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发展的经济学，不仅在于其要旨是要解决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不仅在于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学，而且在于李克强经济学本身处于发展探索过程中，是发展着的经济学，故而，越是希望用准确的概念“一言以蔽之”总结李克强经济学，越是无法准确把握李克强经济学。只有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穿越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才有望解读与理解李克强经济学。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及政治家矢志不渝探索的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如果将“市场”与“政府”视为一对矛盾，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发展，第一阶段，从“政府全面调控经济”到“强调市场调控经济”的转变;第二个阶段，从“市场调控经济”到“强化政府调控经济”的转变。可以从国有与民营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去研判这对矛盾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从各种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变化来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国有经济的份额有所下降。1978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4年为37.3%，1996年为28.5%。8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约2个百分点，90年代后，下降速度有所加快，平均每年下降约4个百分点左右。其次，集体经济的份额有所上升。上述年份相应的比重指标分别为22.3%、35.6%、37.7%和39.4%，平均每年增长约0.8个百分点。最后，个体、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的比重上升较快，其中，城乡个体经济工业产值在总的工业产值中的比重，1985年为1.8%，1990年为4.8%，1994年为10%，到1996年，这一比例已达到15.5%左右，平均每年增加近1.5个百分点。其他包括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形式也保持了每年将近2个百分点的增长，到199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到16.7%。
可以讲，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多元所有制格局奠定来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然而，近10年以来却出现了“国进民退”，“官商勾结，贪腐泛滥”越演越厉。在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跃升至全球第二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品制造国;但与此同时，信贷扩张、过度投资、地方债风险、出口依赖、生态破坏，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与低效，也成为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重代价。
当前，中国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一样面对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这样大背景下产生的李克强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的问题。
经济改革 呼唤新时代新的经济学
诚如李克强本人所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们期待着“李克强经济学”重启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呼唤新时代新的经济学。时势造英雄。从这个角度看，李克强经济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改革开发继续推进的必然结果。
从改革开放初期推行“农村联产承包制”，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到今日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李克强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李克强经济学到李克强经济政策无不体现了“务实，求新”的变化。其实，李克强总理的言谈举止也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少了“引经据典”，多了“经济术语”。
李克强总理曾用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以三个农民工做封面的故事喻意这样的道理——中国人太勤劳太勤奋了，人民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潜力。中国能度过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段，不光靠政府的工作，更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同样道理，今日的中国经济，虽然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只要充分依靠民众，汇集普通中国人的智慧，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给予每个人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期待的。基于这样的视野，“公平正义，以人为本”——这才是“李克强经济学”更深一层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李克强经济学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
李克强经济学顺应了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产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硕果;准确而言，它既是李克强总理个人的智慧、也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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