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公信力，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政府部门如果失去了公信力，执政团队自然就会失去执政的正当性。如果任何一个层面的政府失去了管理社会的正当性，也就谈不上权威性、影响力和号召力了。因为这些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些政府部门公信力的迅速流失与多种因素直接相关，更是另外一些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系统持续运行所导致的必然后果。那些扮演着直接因素角色的原因，其实都不是最本质的“因”，这些“因”本身也是更为基础的“因”所导致的“果”。
公信力流失与有关部门的不诚信
一些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流失与政府机构运作的透明度和有关部门的不诚信直接相关。许多政府部门还在沿袭地下工作年代建立起来的神秘主义工作风格，没有把民众当作服务的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了对自己执政权力的一种威胁，当作需要严加防范的对象，大搞神秘主义，肆意扩大政务信息的保密范围。
虽然中央一直在致力于政务公开，阳光政务，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政务信息公开的范围太窄，而且都是些宣传性、事务性、规定性的信息。而且应付上级部门检查的情况比较突出，登录许多基层政府机构的网页你经常会发现许多关键栏目的网页在检查过后就不再更新了。政务公开也缺乏法律基础，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信息反馈制度。
在已经取得执政权几十年后的今天，被当作秘密的信息太多了，多到已经成为笑柄，多到成为一种丑闻。例如，环境污染数据、食品安全数据这样与意识形态相当遥远的信息都被当成是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执政难度系数的秘密。有关部门一方面在打击网民造谣，但这个“有关部门”却对故意制造、传播伪造信息，发布、传播不实信息的政府部门网开一面，没有表现出行动规则上的一致性，怎么能够服众，怎么能够取信于民呢?一些政府部门自己常常试图通过编造不实信息来试图掩盖真相，如“休假式治疗”的发明者，“刘铁男”案例中其所在部门新闻发言人的鲁莽言行所显示的。而且信息封锁的本意之一原本就是使民众失去监督政府活动的信息基础，属于釜底抽薪之举。
固然民众无法对这些政府公职人员进行跨省追击、劳教、关进精神病院等形式的惩罚，但民众会从这些个人生活经历中充分吸取人生经验。吸取人生经验的结果就是一些政府机构是不可信任的，政府公职人员是不可信任的，甚至觉得他们的话要反着听。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呢?
言路不畅则谣言四起
在网络时代，民众掌握的资讯和过去相比已有本质的飞跃，但一些政府部门还受惯性的支配，依然视他们为顽童阿斗，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随着舆论环境的不断开放，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自然不能保证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即使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和官方媒体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消除不准确信息乃至恶意编造的谣言的最好路径是给予言论以更大的自由，乃至彻底取消言论管制。须知，舆论开放、言论自由从来是谣言最大的敌人。管制言论，管制媒体，谣言就有了滋生的肥沃土壤，谣言就会生机勃发，富有生命力。因此，针对谣言，正确的应对之策不应该是因噎废食，更不是以打击谣言为借口管制言论，堵塞言路。言路越是不畅通，谣言就越容易滋生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nextpage$
对待舆论，对待媒体，有关部门的态度还是“引导、控制、占领阵地”，高度选择性地报喜不报忧，而不是通过各种媒体发送真实的信息，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落后的。结果必然是越来越被动，最终变成经常喊“狼来了”的顽皮小童。陷入民众嘲讽愤怒的汪洋大海是一个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即使某次说的是真话，越来越多的人也不愿意再相信了。
目前，民怨在体制内没有表达的渠道，微博是少有的具有一定言论自由度的地方，但常常遭到相关部门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借口的打压。这种打压使得民众在心理上又积累了更多对政府部门的不满情绪。
行政体制的纠错能力非常弱
由于政府部门的权力在现阶段还无法受到来自民众的有效制约，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种极端傲慢的情绪，在口头上称自己为群众的公仆，讲“为人民服务”，讲“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但在行动上，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层面上，却视民众为屁民，为自己的统治对象。
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政府必然会不断生长出傲慢的决策者，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府项目实施过程中自然就会呈现出决策不透明、不民主、不科学的症状。由于民众缺乏制约政府的有效手段和途径，所以，密室政治就成为一种必然。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生活经验是参加会议的人数越多，会议的内容就越不重要，参加会议的人数越少，参加者行政层级与政治地位越高，会议的内容就越重要。
如果重大决策都是由少数领导“闭门磋商”，或者由关键领导个人来决策、来推动实施，如何能够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呢?当然是根本就无法保障。所以，各级政府部门拿纳税人的钱向经济规律和各种常识为自己的愚蠢、鲁莽和傲慢交了难以计数的“学费”。在这种行政体制下，由于政府权力高度集中，高度集中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这些高度集中的权力又控制着太多的经济资源，这三大特点决定了政府部门犯错误的能力和不良后果都会得到一个能够放大其规模的“杠杆效应”。
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一切都由领导说了算。那些所谓计划保证科学决策的规章制度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因为在这些所谓的规章制度之上永远都站着领导，站着权力。凌驾于其上。这样的话，这些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是为领导的意图作程序“背书”，为它们披上程序合法性的外衣。正如慕绥新在位时对论证专家训话时所说的，我叫你们来是让你们论证这个项目是如何可行的，而不是让你们论证它不可行的。我们许多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表面上看听证会、公示公告这些程序都有，但这些程序都是为保证这些项目通过的，而不是通过这些程序来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可行。领导早就决定了，这些程序都是为了证明这些决定是英明的，伟大的，可行的。在这些程序启动前，结论意见早就有了。搞的其实是假听证、假论证。
各种专家的职位、职务、待遇、项目经费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长时间体制内的生活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缺乏在体制外的生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能够保持独立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呢?所谓的专家们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权力面前摧眉折腰、争前恐后争相献媚的奴仆而已。
PX项目的案例说明什么?民众缺乏科学素养?感情用事?无理取闹?非也。这些都是表象。说明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根本就无意与民众做充分沟通，对民众他们习惯于懒得事前和他们做沟通说明，浪费时间，顶好是“通知”一下。什邡的钼铜项目、南通的排海工程遇到的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这类项目的安全性与对环境的影响，根本就不是普通民众能够有能力评判的，也不应该让他们去评估。但专家做什么了?专家敢说话吗?专家有多少不是“砖家”的呢?
政务不透明，专家不独立、不中立和不专业，主流媒体又受到严格的管制，缺失了媒体监督，所以我们目前的这套行政体制的纠错能力是非常弱的，具体表现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天怒人怨不悔改，非得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才能够在领导的指示下得到“雷厉风行”的解决。
提升政府公信力时不我待
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当然也与政府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直接相关。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违法行政行为和腐败行为在发生以后得不到及时的调查，更谈不上及时得到应有的惩罚。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部门对民众的质询不是置若罔闻，就是避重就轻或外交辞令式的搪塞。一些政府公职人员素质低下，执政为民的意识和责任意识都非常淡漠。视自己为拥有法外特权的统治者，尚不如古代官员具有父母官的理政意识。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视民众如草民、甚至屁民。一方面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制造民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在技术层面自己的危机管理能力又很低下，习惯于依赖命令、强制，特别迷信暴力的力量。欺瞒、否认、威胁、抓人、成为事件、安抚、维稳、对带头分子秋后算账成为酝酿危机和应对危机的常规发展路径。矛盾也许暂时被掩盖住了，但这些矛盾并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实际上成为一颗埋在土里的定时炸弹。
此外，政府公务人员的腐败问题，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问题，资源与环境破坏问题，都在导致政府有关部门公信力流失，使有关部门遭遇信任危机。
消除那些比较接近于本质原因的“因”事关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事关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进程。所以，国民的希望自然是越快越好，但实际做起来，又快不了。我们要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心情，立足长远，“慢慢”地去做。但过快的后遗症又太多，古人有云“欲速则不达”。但以“快不得”为借口拖延改革，则属居心不良。那些“未被满足的诉求，未被听取的民意，未被尊重的权利”就快要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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