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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沉浮随想录

liaowangzhisheng 2013-05-05 16:56:38 ■秦晓鹰/文 总第203期 放大 缩小

 

假期中闹中求静,翻看了两部书,一本是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雷日科夫所著的400多页的大作《大国悲剧》。另一本则是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此书不算注释己达为661页之厚重。两部书的份量当然不在于它们的页数,而在于它们的内容。《大国悲剧》可以说是痛定思痛之作,在作者不惜笔墨全景再现苏共垮台历史事件真相的同时,也融入了这位大国高层领导者穿越时空迷雾的深刻省思。而《邓小平时代》一书则因为作者独有的身份、评价角度和严肃的治学态度,加上出版审查部门出人意料的宽容和宽松,致使它无论从史料的收集披露、叙事的繁简取舍都超过了以往内地的研究水平。

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会产生一种超值的“享受”,一种可以超越两书的作者和出版者都不会想到的阅读效应:由于苏联与中国一样,曾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相近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和共有的思想理论体系,实行的又都是相近的经济体制、政策和社会管理方式,再加上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又有着长期师从苏联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执政党、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特别是中老年人)对上世纪末苏联发生的政治剧变都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将两部书中所讲的史实加以对照,会不由自主地把邓小平的思想和他治党治军治国之谋略与原苏联领导层的施政方略加以对比,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原苏联的“改革和公开化”加以对照。

《大国悲剧》的作者雷日科夫因为是许多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和见证人,所以在史实的陈列上又增加了回忆录的内容,可信度大大提高。而傅高义在完成《邓小平时代》的写作中,他的最大优势则是可以采访持不同观点的当事人,选择他认为可以“入史”并应该参考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这些正反意见既包括了对邓本人的看法,也包括对邓的政策主张的评价,还包括了对改革开放时期中某一事件的褒贬臧否。

雷日科夫说了什么

让我们先从雷日科夫的书中挑选出几个片段和细节,来看看这位官拜“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的大人物经过一场旷世之变后又是怎样看待这个红色帝国的解体的吧。

《大国悲剧》的作者在寻找苏联解体之乱的来源时,举了一段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演说,借以说明美国是多么重视用瓦解苏联青年和各级公职人员的道德,来达到摧毁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的基础的。杜勒斯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指青年群体)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苏共)官员们的姿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说实在的,本人在看到这段话时有点不寒而栗。为什么?因为杜勒斯这老家伙实在是看得长远、出招歹毒,而且还不幸言中。再有,不管后来苏联的改旗易帜与之是否有关,但摧毁一个国家国民的道德底线,的确能从根本上摧毁这个国家赖以支撑的基石。更为可怕的是,这老家伙把矛头指向的恰恰是能决定任何一个国家命运的两种人:一种是青年;另一种则是掌握权柄的官员即国家公职人员。那么,让我们暂且把视线从昔日苏联转向今日中国吧。今日中国的青少年犯罪率逐年增高恐怕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的“星二代(如李双江之子)”、“官二代”、“富二代”中是不是己经有不少人成为了“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了呢?如果你还对此判断有所保留,那么至少从今日中国的官场文化可以看到“姿意妄为、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拖沓推诿”已经成为不少公职人员的常态。同样“诚信与正派被人耻笑、变成不合时宜”,在中国的官场中也同样成为了常态和不言自明的可怕的潜规则!可以说,道德的沦陷与精神的腐败比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更可怕。

雷日科夫虽然在他的书中十分留恋原苏联的强大、历史的光荣与世界地位,但作为一位冷静与清醒的政治家却并不掩饰苏联及其以它为轴心的整个苏东国家的种种弊端和通病。其中尤以个人迷信为最甚。他这样回忆,“在斯大林时代,我还年轻,耳闻目睹的全是对斯大林的赞扬。那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发言在开头、中间、结尾都要各有一段歌颂领袖的话。在勃列日湼夫的最后几年,也是类似。”雷日科夫回忆说,有一次他到罗马尼亚出席该国的党代会,亲眼目睹当该国党政一把手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听众竟然全体起立一齐欢呼达到60次之多!回国途中,一位与他同行的人在谈到了对此种现象的厌恶时称,这就如同“浑身上下好像都沾满了臭狗屎!”至此,雷日科夫斩钉截铁地写道:“对领导者、尤其是对党的领袖的赤裸裸的阿谀逢迎,喋喋不休的空话引起人民、包括苏共党员的反感。这也是促成我们党悲剧的一连串现象中的一环”“也是伟大强国解体的许多原因之一”。

除了这种带有宗法制的、迷信的、集权体制特点的个人崇拜的弊病之外,雷日科夫认为苏共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用人上的失策失误与失败。他以戈尔巴乔夫和克拉夫丘克(后者原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党的“一把手”)为例写道:“他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未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干过一天便爬到权力巅峰的道路……(苏共在组织路线上)过于重视夸夸其谈和政治上的大吹大擂。于是便把一些别的都不会,只会乱嚼舌头的人推到一把手的位置。进到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头以后,这些人也还是老样子不变。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产党为此可付出了代价……我觉得像这样选拔干部,是苏共领导所犯的最大错误。”

雷日科夫所说的这一教训在今天的中国难道仅仅是个别现象吗?没有在基层干过一天,只会夸夸其谈,只会搞形象工程、只会做表面文章,只会追求虚假政绩,却平步青云的干部,不也是随处随时可见吗?这种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马谡式的干部给中国各地留下的斑斑劣迹,以及耗尽财力打造的形象工程,难道还少吗?

雷日科夫在他这部书的“后记”中说,今天,要想能全面地不偏不倚地记述苏联解体这段历史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十分明确地断言:“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而不能把这场“大国悲剧”归咎于外部,归咎于外国势力的阴谋。

中苏改革的优劣与比较

十分有趣的是,傅高义在他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中则把苏联与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改革事业中的沉沉浮浮进行了十分大胆又极有见地的比较。傅高义首先注意到,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缘政治的特点。笔者以为,无论傅高义的具体论点如何,但至少提供了一种认识的视角,可以成为帮助中国内地的学者开拓思维打开视野的参考。

顺便提一下,如果论及与苏联的渊源和对其认识深刻者,在中国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中甚至在中国现代史上,恐怕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有趣的是,在中国驻苏使馆工作过的李景贤先生曾经有机会看见过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写下的自传。时间为1926年,学号为223,属名是邓希贤即邓小平。邓在这份自传中写道:“在西欧,我深感对共产主义认识之肤浅”,“决心来俄国留学”。邓小平在苏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正赶上苏联还在延续实施“新经济政策”。由列宁倡导的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抓住机遇,为加快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很多,其主要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吸引外资,实行租让制,大力促进生产力等等。

邓小平晚年在有关计划和市场都要兼而有之,不能以有无市场来划分姓社姓资等等的提法,不能说与他早年在苏俄的经历与感受无关。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曾被指派参与了中苏论战,当然深知各方观点,也了解斯大林体制的种种弊端。1985年,他就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苏共 “老大哥”的惨痛教训无疑会给中国执政党带来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尽快跨越和摆脱苏式体制的陈旧废墟,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那么,《邓小平时代》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呢?该书作者首先从人文、历史、地理、种族等多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改革与苏联的不同,并且试图从“内在的固有优势”寻找中国改革较为成功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内在的固有优势”包括:一、中国有2000万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他们的资本和知识可以为中国所用。二、中国的开放政策,和西方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对苏联的防范,使它们愿意也有可能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三、苏联的民族矛盾尖锐。而与少数民族占人口一半的苏联相比,“93%为汉人的中国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该书原话)”。四、中国大陆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它们走向富裕的成功转型可以让中国作为参照,加以效仿。

与苏联相比,中国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客观优势,但傅高义还是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归结于“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上。在书作者看来,这些“截然不同的选择”是:一、坚持共产党的权威,但同时又把那些不足以领导现代化的无能之辈“悄悄地”“赶下了最重要的岗位”。同时给有能力的人留下了使其大胆进取的“相当大的空间。”二、邓小平不搞“大爆炸”(big bang 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他的做法是步步推进。邓深谙国情,知道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以及精明的企业家和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三、邓把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放在了“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上。苏共领导人对于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学生到海外留学。而邓小平则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在他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所能学到的一切。”“无论经历了何种挫折,他(邓小平)一直掌控着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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