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中，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强权面前，谁都是弱者，企业家——哪怕是柳传志那样的大企业家——也不能例外。他们其实是财大气不粗。甚至，连财大都没有保障。但是，中国企业家阶层真的是百事莫为，只能做俎上鱼肉么?倒也未必。
今天的中国，资本上面要长精神，不然只是残缺的力量，不堪一击。
读柳先生的这个专访的同时，我刚巧正在读老朋友杨鹏的一本新书。书的主题是介绍中国一群顶尖的企业家，怎样通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这个平台，承担自己的环保与社会责任。书名叫《为公益而共和》，但在我看来，倒不如颠倒词序，改成为共和而公益，更能精确概括SEE的七年历史。
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是完全被动，在公共空间并不是无所作为。环境固然严酷，但是，环境并非毫无弹性。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元与复杂。多元和复杂注定了有太多缝隙，可为新思想和新力量的生长提供空间。聚集在SEE旗帜下的一群中国企业家，他们之与众不同，主要就在于他们有发现，即他们发现了选择的可能性，并以组织的形式，集体的力量，把可能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对此，SEE的创始人之一，亦即本书作者杨鹏，有过堪称淋漓酣畅的阐释。他说：
最近企业家频繁出事，得不到社会公众的同情，似乎只要出事就是活该。这些现象，从浅层来说，企业家的个人生活习惯，吃喝嫖赌、显富给社会带来了很不愉快的感觉，从深层次上讲，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队伍，是没文化、没信仰、没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个人非常能干，作为一个团队，非常无能，他无力保护自己，无力使社会公众对企业家充满真正的敬重和信任，尚不具备领导社会的力量。——今天的中国，资本上面要长精神，不然只是残缺的力量，不堪一击。
这就是创办SEE的初衷——要在资本的上面生长精神。SEE如何践行民主，一直以来都是媒体聚焦的核心。如果说这是一次社会实验，那么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启示?窃以为最特别的启示，大致是以下几点。
第一是没有天生的共和派。共和是一种素养，这素养有待后天养成。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一直是拒绝民主与共和的御用托词。因为这托词的荒诞不经和现实的痛苦，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广泛的逆反心理，即不能谈素质问题，谈素质问题就涉嫌反民主，就可能是帮闲甚至帮凶，总之就可能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似乎民主和共和不需要任何人文基础，民主和共和是万应灵药，只要民主了、共和了，一切问题立马迎刃而解，吃嘛嘛香。这种对民主和共和的过度幻想，不过是跟毛式乌托邦方向相反的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而已。
平心而论，素质论中的素质概念，确实大成问题，因为素质往往意味着天生的，不可更易的。用素质论来拒绝民主，确实含有种族歧视的意味，是绝不能接受的。但这并不等于民主和共和真的就可以不需要人文基础。只不过，这人文基础不叫素质，更精确的概念，窃以为应该叫做素养。素养跟素质一字之别，但内涵天差地远：一个讲的是先天的类似DNA，一个则是后天习得的、后天养成的。如果是在素养的层面谈民主和共和所需要的人文基础，那么实事求是地说，因为缺乏公共生活的训练，缺乏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国人的民主素养和共和素养，确实还远远不够。
第二个启示，是心灵上的。为什么民主与共和那么容易学习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民主与共和是最合乎人性的，越是合乎人性的，就越容易学习。这跟顺水行舟是一个道理。
而且民主与共和不止是人性的，它更是美好的，能够最大限度供给自由、平等和尊严。归根结底，民主与共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够让人充分享受自由、平等和尊严，因而能够让人满足和愉悦的新的生活方式。在社会溃败之当下中国，这种新生活，及这种新生活所提供的美学意义，于饥渴的人心简直就是大旱之后的甘霖，其魅力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第三个启示，是技术上的。对于SEE成员来说，民主与共和已经接近于一种信仰了。这不奇怪，在世俗性宗教不发达的中国，信仰产品的严重匮乏，导致巨大的信仰真空，民主很容易成为填补这真空的替代品之一，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准宗教意义，甚至往往不幸沦为原教旨类型的准宗教。激情压倒理性，是常见的现象。但在SEE不然。它的成员，不仅有对民主与共和的信仰，更重要的是，这信仰有企业家天然具备的充分的理性来垫底，他们并不缺乏激情，但他们的激情必然要受他们的理性经济人的本能的制约。所谓理性经济人的本能表现于两点，其一是实干，不尚空谈。其二是强调技艺。民主与共和制度，实际上都是由一整套技艺构成的。这一整套技艺，在发达国家经过了数百年的千锤百炼。也正因为技艺的精湛，发达国家的民主与共和制度才越来越趋于成熟和稳定。
这即是说，民主与共和的伟业，不是单靠信仰、单靠激情就可以成就的。没有技术上的充分保障，所谓信仰、所谓激情就都失去依托，都不免流于空谈。在大方向明确之后，技艺就是决定一切的。而这正好是企业家最能发挥身手的空间，因为企业家最擅长的就是技艺，他们讲求精确，他们精于算计，他们追求效率。这是企业家精神中的核心元素。这也正是中国的民主与共和伟业最需要的元素。如果说思想家是民主与共和伟业的灵魂，那么，企业家则可以是民主与共和伟业的工程师，他们的企业管理经验的精华，在结合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应了公共治理的需求之后，完全可以转化为整套技术流程，充分运用于民主与共和的伟业。
以上三大启示，在当下中国都是独特的，也都是当下中国民主与共和进程所最紧缺的。SEE是中国一群顶级企业家践行民主与共和的实验室，从这实验室所提炼出来的三大启示，必须普及到社会，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实践，才有意义。
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之于社会和解，之于社会力量的整合，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如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的，当下中国的一个严重危机，即为社会断裂。各个族群彼此远离，彼此隔膜，彼此误读，在这过程中不断累积着怨愤乃至仇恨。其中最危险的断裂，则是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底层民众的断裂。如柳传志所坦承的，在不受制约的公权力面前，中产和企业家阶层也是弱势群体，也常常任人宰割而缺乏自卫能力。本质上，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整个的底层，面对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即人权和法治缺位的问题，共同的命运是主要的，共同的目标也是主要的，最需要合力。但偏偏在最需要合力之时，社会断裂却在不断扩大。这决非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应主要归咎于中产尤其企业家阶层。当下中国的中产尤其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质，跟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着重解剖的十九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十九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是一个正在觉醒的阶层，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的阶层，是一个有良知有追求的阶层。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赫尔岑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现。他们可以说是俄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但是，他们的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是仇恨，贵族与底层两大族群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有时候超过了专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是俄国民粹主义狂飙突起，乃至最终引爆“十月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的整个军功贵族因此无从挽回他们在革命浪潮中先是被迅速边缘化，接着被当作革命的敌人，最终被全部打倒，全部沦为革命祭品的悲剧性命运。
为什么努力了而没能得到正果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俄国贵族与底层的冲突不能解决呢?最致命的因素，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点，即他们的二元人格。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醒的，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的一边，坐在特权的一边。清醒的大脑指挥不了屁股，反而被屁股所制约。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行、言与行的分裂。他们思想上反对沙皇，现实中却受沙皇的恩宠，因为沙皇的恩宠不劳而获养尊处优。他们明知这不道德，所以他们不断地自责，不断地忏悔。但在行动上，他们却不能果断拒绝他们所反对的沙皇的恩宠，不能拒绝自己的既得利益即整个的农奴制，口头上抨击农奴制实际上世世代代享受着农奴制。软弱、无力乃至罪恶、虚伪，就成了他们不能洗脱的精神胎记，而遭到底层民众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强烈仇恨。他们没有完成自我救赎，也就不可能得到底层民众尤其平民知识分子的原谅。一旦民粹革命突如其来，专制政权瞬间崩盘，则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不可能逃得掉民粹革命对他们的全面清算。那时再也不会有人记得起他们当年那些良知的声音和启蒙的功绩。
今天中国的中产尤其企业家阶层，跟当年俄国的军功贵族何其相似乃尔。都往往跟权力走得太近，都往往因跟权力的近距离而受荫庇，其财富的得来往往不明不白。即，往往都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原罪”。但是，跟俄国军功贵族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尤其企业家阶层，缺乏内心的自审，缺乏忏悔和自救能力。所以中国当下的社会断裂尤其企业家阶层与底层民众的断裂，可能比当年俄国军功贵族跟底层民众的断裂更严重，中国底层民众的仇富情结，及均贫富的要求，也就比当年俄国底层更强烈。民粹革命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因此是存在的，当年在俄国上演过的历史悲剧，将来的中国未必不会重演一遍。真到那时，中国企业家阶层将何以自处?
而这，才称得上SEE实验的最大价值，或者说最大启示。它充分表明，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蕴藏着良知的巨大冲动，善的巨大冲动，只是太缺乏能够容纳这些冲动的制度环境及相应的组织平台。如果SEE这样的社会实验在社会上充分普及，因而变得很平常很平淡了，那时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与和解的前景就非常广阔了。民粹革命的噩梦也才会不再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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