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之间在收入和资产净值方面差距很大，恐怕没有多少人否认目前这样一个现状。
但你要问中国的收入差距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恐怕也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因为中国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公布官方的基尼系数了。为什么不公布，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这个数字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数据太难看了。课题组层面上的基尼系数一直发布，无一例外，都是丑八怪，统统超过0.4的国际通用警戒线。
统计工作在中国一向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强调正确的导向，强调鼓舞群众，准确与否倒往往是其次。中国的发电量、货运量、煤炭消耗量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不上是常态，各省的GDP加总和全国的GDP对不上则是必须的。经常给统计数据上化妆，赋予其过强的政治色彩，这些统计数据自然就失去了公信力。
为什么高资产净值人群缺乏安全感?为什么高资产净值人群移民比例和具有移民倾向的比例都特别高呢?为什么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仇富情绪呢?和多种原因有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太大。
中国的银行在估算贫富差距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某种程度上能够绕过统计系统。为什么?因为各大商业银行都拥有成百万上千万的客户，特别是中农工建交这些大型商业银行。它们分析自己私人客户存款数据的结果，毫无悬念，毫无例外，10%的客户拥有了80%以上的存款。读者诸君知道，越是高资产净值人群，现金和银行存款类金融资产在其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就越低，穷人是没有什么艺术品、拉菲红酒、明代家具、玉石钻戒、房产黄金、矿山股份这类资产的。
为什么高资产净值人群缺乏安全感?为什么高资产净值人群移民比例和具有移民倾向的比例都特别高呢?为什么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仇富情绪呢?和多种原因有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太大。姑且不说这些财富是在市场中通过竞争和效率而来，还是通过依附权力巧取豪夺而来，但是，单就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本身就足以摧毁富人们的安全感，生活于贫穷海洋中的富裕岛上，岛民们能有安全感吗?国内一位著名导演在做电视访谈时谈到，富人们家里最好预备一辆普桑或小面，到时候也好往首都国际机场奔跑啊，开个保时捷跑车、凯迪拉克什么的，肯定得被广大革命群众截在半道上。我很钦佩想出这个办法的聪明人，但我不希望富人们开着夏利往首都国际机场狂奔这种情况发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玉石俱焚，还分什么好人坏人，穷人富人。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无非是老生常谈，通过制度改革，使一次分配领域，效率主导，二次分配领域运用累进税制等手段削富济贫。许多人把中国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这种状况归因于市场化改革，归因于市场经济，这是不对的。
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的确存在显著的贫富差距，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可能会更大，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平均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差距藏在另外一个世界中，藏在红墙之中，藏在省委大院中，大多数人看不到，大多数人能够看到的只是身边的人平均地穷。
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中，贫富差距形成的基础是效率，富豪们巨额的财富都是通过公平竞争而得到的，是效率的体现。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世界级富豪，有谁仇恨他们呢?他们来到中国，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中国人的“仇富”，通常情况下，其实是“仇腐”。你看谁仇李娜赚得到的钱呢?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浓郁特色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富豪们的财富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可疑，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如果不和政府官员个人保持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你的企业所面临的商业小环境就会非常险恶，而我们的商业大环境本身就够险象环生的了。
全世界诚实的劳动者都不惧怕竞争，都不惧怕真正的法制的市场经济，但都苦恼于被不受约束的、强大的政府权力所扭曲的市场中所存在的收入差距。
中央提出要将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实现翻番，翻番当然好，问题是靠什么翻番?具体措施是什么?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预计会是什么?你总不能说靠膨胀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办法来提高我们的收入吧?我们要的是代表实际购买力的居民收入翻番。
在一次分配领域，一定要效率优先。我们目前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根子在一次分配领域，所以如果我们是诚心诚意地准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首先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从一次分配领域入手。我们目前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与许多人的主观想象完全不同，根本不是源于市场竞争，源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恰恰相反，是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个权贵资本主义。我们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是效率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或与官员的友好程度。所以，改革的方向，不应该是加强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而应该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把中国的市场经济建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的、民主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一次分配领域当然也会存在贫富差距，甚至存在悬殊的贫富差距，如盖茨和巴菲特与美国一个普通超市收银员之间在资产净值和年税前收入方面所存在的差距。但在不同经济系统中所存在的表面上非常相似的收入分配差距，其产生的根源却大不相同。一个源于效率，一个源于行政权力的介入和扭曲的市场行为与市场运行。全世界所有的诚实劳动者，都不会仇视巴菲特和盖茨这样的富豪，他们在诚实劳动者眼中是英雄人物，但诚实的劳动者都无法接受权贵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次分配领域所存在的收入差距。全世界诚实的劳动者都不惧怕竞争，都不惧怕真正的法制的市场经济，但都苦恼于被不受约束的、强大的政府权力所扭曲的市场中所存在的收入差距。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最青睐的国家，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如果真的计划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而不是宣传上导向一下，在心理上安慰大家一下，就一定要从一次分配领域入手。从一次分配领域入手，就是要立足于深化市场化改革。如何把中国目前这种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带有浓厚权贵资本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建设成法制的现代市场经济，无非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保护私有产权，激发市场活力。第二，开放经济机会，解除经济管制，打破行政垄断。第三，改革国有企业，将国有经济力量撤出竞争性经济领域。第四，减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拿走的部分太多了，如果政府真的想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得首先革自己的命，少征税。
劳动者不需要任何人的恩赐。手握权力的人，其恩赐给别人的东西，其实原本就来源于受赐者。劳动者需要的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创造财富的机会。他们最需要的是创造财富的机会，而不是一桶油、两袋面粉的慰问与救济。中国前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归根到底就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就是自由的胜利，经济自由的胜利。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教训，就是深刻地品尝到了缺乏法治的市场经济、寻租活动泛滥的市场经济所带来后果的滋味。这种后果中的一个就是收入差距，贫富差距。
读者诸君也许不知道，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作为一个人均GDP已经达到接近6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我们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前，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劳动者仅有8400多万人，也就是说，仅仅有8000多万人的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之上。当政府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之后，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就只剩下2400多万人了。中国社会收入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应该诚心实意地运用税收手段，运用累进制的税制去调整一次分配领域市场运行的结果。
关心穷人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价值观，我们可以不去考虑丛林中的动物得到的食物是否平等，但我们无法不去考虑在“市场经济丛林”中的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是否过于悬殊。在自然界的丛林中，动物们对丛林竞争的结果只能够接受，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丛林”中，我们对市场竞争的结果却拥有强大的干预能力，在民主的国家中，选民和政治家们的苦恼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去改变市场的裁决。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的再分配计划就反映了全体人民有责任去照顾穷人、去照顾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下风的人们的理念。现代国家大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都接受了政府应该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的原则。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拿走的部分太多了，如果政府真的想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得首先革自己的命，少征税。中国政府支配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太多了，现在在中国各地，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几乎都是当地最豪华的建筑，就很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政府也具有极大的减税空间，看看这些豪华的办公大楼，看看无数的会议中心和度假村，巨额的三公消费，就知道这种空间不是学者的凭空想象。如果我们能够比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的减税空间就显得更大了。政府不仅应该在宏观上降低财政收入的比重，还应该调整税制，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我们目前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这就造成了越是富有的人，其纳税比例就越低，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累退制。因为越是富有的人，其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低，即所谓消费倾向就越低。相反，越是贫穷的人，其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收入极低人群甚至可能会负债生活。但由于税制上的漏洞与税收征管方面的寻租行为，直接经营企业的高收入人群，在逃税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群体是中低收入者和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群。所以，税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累进制的直接税为主。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