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为何隔靴搔痒
舆论监督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在世界通用的新闻学辞典中，你是找不到它的位置的。它的指向本来是新闻自由。但因为自由太敏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自由化、所谓脱离党的领导、所谓分庭抗礼，而这些都是传统体制所不能容纳的异类。于是发明了舆论监督这个词来避讳。即是说，舆论监督某种程度上是新闻自由缺位之后不得已的一个替代品。
但替代品就是替代品，替代品的功效跟原生态的功效，不在一个层次。而这正是舆论监督最大的尴尬。舆论监督的完整内涵是说，监督是必要的;但监督决不能是自由的，自由的监督一定会失控，一定会导致对权力的整体挑战，进而威胁到权力的整体运行。因此只能是有限监督、局部监督，符合权力整体意志、满足权力整体需要的监督。
这样的舆论监督，其根本定位，跟言官功能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差别只在于，言官是在编制之内的，是需要开皇粮的，而舆论监督往往是媒体自带干粮。这即是说，媒体或者舆论是要监督权力的，但所有的媒体和舆论，本身就属于权力序列的一部分，无不奉更高的权力为自己的上级，没有对于权力的自由。
不自由，当然就不能自己做主，所谓的舆论监督，就不仅是局部的，更是有选择的监督。不自由的选择，必然要被操纵、被利用。而只要是被操纵、被利用，专业、客观和中立就无从谈起。所谓舆论监督，就往往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指望这样的舆论监督来清除腐败、制约权力，无异于痴人说梦。就像古代的言官，并不能保障王朝政治的清明，不能让王朝真正告别周期率一样。尤其重要的是，古代的王朝政治，好歹还是一种产权清晰的政治，有人负责的政治，因而往往是统一的政治。言官只需要忠诚于皇权、服务于皇帝即可。但当今中国的媒体不然，媒体或者舆论既不可能如新闻自由条件下之无上级，也不能如王朝政治条件下只有一个上级，而是必须面对权力体系内无数个婆婆，只要拥有合法伤害权，都可以是媒体或者舆论的婆婆，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媒体或者舆论之受钳制，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舆论监督的有效性，即对于腐败的遏制和权力的制约，则往往更有限。
这就是说，对所谓舆论监督，切不可估价过高。任何过高估价都是一种迷思。那么为什么老百姓还会对媒体或者舆论那么推崇呢?为什么媒体的门口，往往会苦主云集呢?这中间没什么特别的奥秘，无非因为所有其他合法渠道都堵塞了，所有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都归零了，整个体制完全不作为，完全不解决问题。这种背景下，还可能出来喊两声，至少还能够做苦主的耐心听众的媒体，就成了老百姓没办法的办法。这就好比薄熙来之所谓重庆模式。薄并不是真的要为老百姓办事，但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摆出了一个要为老百姓办事的架势。则不管他是否有诚意，不管他的手段是否合法正当，也不管后果是否公平公正，马上就赢得了一片叫好之声。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不作为积弊之深，以及人们对不作为的反弹之烈：人心饥渴已到了宁可饮鸩止渴的地步，只要谁宣称要有作为，哪怕是肥皂泡，哪怕是陷阱，都有人要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所以，对舆论监督的呼声再高再热切，都并不能证明舆论监督靠谱、舆论监督可以带来长治久安。所谓舆论监督，不过是权力体系内部的同体监督，表且难治，遑论治本。而现在积弊之深，已经到了单单治表毫无反应，必须治本才能治表的地步。这时候还止步于所谓舆论监督，那是太隔靴搔痒了。
新闻监督：陪练公权力
自由是新闻的灵魂，新闻自由条件下的媒体或者舆论，才是有独立生命、独立意志的媒体或者舆论。也只有具备了独立生命和独立意志，媒体或者舆论才会有尊严，才可能做强做大，而足以与权力抗衡，进而制约权力。
这即是说，当下中国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议程，不是所谓舆论监督的问题，而是新闻自由的问题。自由在这里主要相对权力而言，它不是要颠覆权力，不是要消灭权力，不是要取代权力，而仅仅是不受权力的役使，仅仅是对于权力而独立。
实际上，是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必要分野，如井水与河水之必要分野。现代政治，是分权制衡的政治。这里的分权制衡，不仅包括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更包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权制衡。而传统体制的一个重大弊端，不仅表现为国家权力内部的高度中央集权，更表现为国家过多地侵噬了社会权利，导致整个社会权利的空壳化、虚拟化。
分权制衡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不仅仅是国家权力内部的秩序重建，更重要的是还权于民，国家把侵噬的社会权利统统归还给社会，包括信仰的权利、教育的权利、集会结社的权利以及表达的权利即媒体的权利。必须尽快结束对社会权利的过度管制，让社会自己行使这些权利，才可能真正落实社会自治和公民自决，也才谈得到尊重社会的首创精神。国家力量之外的社会力量才可能真正成长，而与强大的国家权力达成某种均衡。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和制约也才有坚实的依托。
最重要的社会权利之一是新闻自由。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是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香港远远谈不到充分民主，但无可否认的是，香港有充分的法治和充分法治保障下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到什么程度?哪怕是香港特首梁振英，即因区区住宅违建，而遭香港媒体地毯式轰炸。正因为香港媒体的严格规训，香港官员言行均极谨小慎微，而不敢稍有差池。长此以往，造就了一个专业的和规范的香港政府，并因为专业和规范而获得了极大的尊严。香港官员待遇之高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但没人对这说三道四，社会普遍认可。这某种程度说明了香港官员和香港政府的社会地位。你要有问题，社会对你绝不留情;但只要你奉公守法，社会对你绝对信任和尊重，你该得的绝不会有半点折扣。
回过头来说说大陆官员和政府。最近一个时期，大陆“表叔”层出不穷地落马。官员们往往因为戴错一块表，或因为在网上流出几张艳照，甚至仅仅因为在应该悲痛的场合不合时宜地笑了笑，马上就遭网友穷追不舍的人肉搜索，最终丑闻曝光，身败名裂。这固然说明网友监督意识的提升，但也印证了大陆官员缺乏基本的职业训练，以至于连如何穿衣、如何戴表、公共场合如何表情，都缺乏起码的常识，一旦公众的目光聚焦过来，则举手投足都是错。
缺乏起码的职业训练，是因为他们从来生长在一个根本无须职业训练的环境。因为他们的条件太优越了，权力独大，所向无敌，向来如此，自不免恃宠而骄，权力的傲慢沁透骨髓，哪还在意、哪还需要职业训练。也就不可能具备职业训练所赋予的起码的职业伦理。没有常识，没有职业伦理，则只有淫威而没有真正的权威，因为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作为个体的官员如此，作为整体的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座座豪华之极的政府大楼，不跟穿金戴银炫富的官员一样透露着低级粗俗而令人侧目么?
新闻自由条件下的官员和政府，都一概循规蹈矩谦卑低调，绝无例外。这种循规蹈矩谦卑低调显然主要得自新闻自由。限于法治的约束，他们不得不尊重新闻自由，任由自由的新闻对他们恣意评头品足。表面上看所有挑剔都让他们难堪，但长远看所有挑剔都是对他们最好的训练和最好的保护，迫使他们从所有细节上约束自己规范自己，最终让自己养成了奉公守法的好习惯，让人无可挑剔，让人不得不从心底里服气。
这就是说，有法治保护的新闻自由，不受权力约束的新闻自由，跟公权力的关系既是对手关系，对抗关系，但同时也是相辅相成的伙伴关系。新闻自由其实是充当了公权力的陪练角色，时时处处做公权力的假想敌，迫使公权力不断提升其职业水平和职业伦理，稍稍掉以轻心就会输掉球赛。而公权力职业水平和职业伦理越高，显然社会信用就越高，就越有尊严。
新闻自由：转型时代最大的主题
患莫大于无敌。权力独大，权力所向无敌，这其实是权力的毒药，是权力的慢性自杀。当权力彻底驯服了新闻，彻底取消了新闻自由，把新闻变成权力的婢女，这权力就好比史前时代的恐龙，在取消自己天敌的同时，也取消了自然法对于自己的规定，让自己走向盲目和野蛮，最终走向自取灭亡。
众所周知，大自然有一个生态问题，即生态平衡问题。所谓生态平衡莫不建立于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建立于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各种生物彼此制衡的基础之上。这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社会领域。政治社会也有一个生态平衡问题，也需要多元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多元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也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取消这种必要的张力，甚至取消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动不动大一统，让所有政治和社会力量从属于一个权力金字塔，这是对生态的破坏，历史早已无数次证明，这么做的结果一定是灾难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多元的政治社会力量之中，最重要的是新闻自由。尊重新闻自由，尊重新闻自由和公权力之间的必要张力，本质上是对规律的尊重，即对自然法的尊重。保持这份尊重，把这尊重贯穿于整个的政治社会实践，社会之生态平衡、社会之走向正常才是可能的。
中国需要转型。所谓转型，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说，不过是生态平衡之恢复，不过是社会之正常化。所有这些都需要多元的社会力量来支撑，需要多元力量的自由生长。无自由，则无多元，则无张力，最终无生态。自由生长因此是转型时代最大的主题，最符合公共利益，或者说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各种自由生长中，新闻自由的生长尤其是当务之急。必须是新闻自由，而不仅仅是所谓舆论监督，才能适应多元社会，也才可能规训出一个专业的和规范的政府，政府也才可能有起码的尊严。进而整个中国，也才可能有所谓文明的政治和文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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