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锴先生今年83岁。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他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仍然对方毅等领导同志拨乱反正的气魄和决心表示由衷的钦佩。其中，批准几位50年代归国的科学家再度出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故事的主人公名吴锡九，1932年出生于上海，40年代后期和高锴同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49年，吴锡九留学美国，到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电子电信，以电子系第一名毕业，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成为第一批参加晶体管设计和制造的科技人员，并获得技术专利。因为父亲曾叮咛他学成回归，报效祖国，又受到钱学森影响，他在1956年辞谢美国公司的挽留，和妻子朱丽中一起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与其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个晶体管，1959年至1960年，参与研制成功当时亚洲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1965年又投入到中国第一台微机的研制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代晶体管、晶体管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的奠基人。文革中，他的海外求学经历受到怀疑和冲击。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来华访问人员渐多，其中有他的妻弟朱道淳。他们在北京相见，朱道淳提出父母年事已高，思女心切，希望朱丽中出国探亲。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是毛纺厂的学徒工，一个即将高中毕业，也希望出国深造。几经申请，让吴锡九向半导体所签下不申请出国的保证书，才允许朱丽中先携一女，于1977年9月经香港抵达美国探亲。
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时高锴调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他看到南洋模范的老同学吴锡九和妻子隔海相望的窘境，同时了解到，所里另一位科学家成众志的情况也很相似。成众志比吴锡九年长，生于1921年，1945年赴美留学，1947年在哈佛大学电信工程系获硕士学位。1955年冲破重重阻力，绕道欧洲，回到中国效力。他是中国半导体电子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无论在人才培养、学科奠基还是科研成果的应用上，包括卫星上天，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也面临着妻子到香港定居，夫妻不能团聚的难题。于是，高锴决定从这里入手，寻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突破点。他找了十几位科学家、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进行调研，让他们对是否准许吴锡九、成众志出国与妻子团聚，各抒己见。
被称为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的科学家林兰英说：“两位当年都是为了报效祖国，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告别亲人，回到祖国。他们的科学成果为国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在文革中却遭到了不公正待遇。现在他们家庭有困难，如果不让他们回去和家人团聚，这是不合情理的!现在有种说法，说是对一般成就不大的科研人员要求去海外的，尚可以考虑批复，但对成就较大、水平较高的科学家则绝不能放;说是放出去会损害国家利益，会泄露国家的机密。按照这种逻辑，成就越大、水平越高的，就越值得怀疑，越不能信任，这不是和四人帮提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一脉相承吗?”
还有人说，海外科学家回国潮到1957年后基本上就停止了。为什么?这跟1957年后政治运动不断有关系，也跟只许进、不许出的做法有关系。从海外告别亲人，回国的科学家连探亲都不被允许，二十多年都没能回去看看，以后谁家老人让自己的子弟回国工作呢?
又有人提出，科学是超国界的，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过文革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几十年，而西方对中国公派人员限制极严，封锁要害技术，隔绝关键要素，而私人出去的科学家倒是有可能接触和学习到这些技术。我们很多在海外入了外国籍的科学家，为了祖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极有益的贡献。总之，无论以什么方式出国，中国科学家越多地和外国科技界进行自由交流，归根结底将有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
高锴将调研的情况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王汉斌作了汇报，写成《情况反映》，送交中国科学院领导。副院长胡克实、严济慈先批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院长方毅批示：“礼送出境。”方毅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是中央主管科学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批示一锤定音。方毅还让秘书通知院领导，为两位科学家饯行。
1978年10月，由钱三强副院长出面，在北海御膳房设宴为吴锡九、成众志送行，王汉斌、高锴等作陪。1978年圣诞节前，吴锡九终于和妻子、女儿在美国相聚，成为文革后国家批准有成就的科学家“因私出国”的第一例。
吴锡九到美国时46岁，正值盛年，凭他雄厚的学术功底、管理经验和人脉关系，很快在惠普研究院一展身手，不但成功领导了新型微机的研制，还促成了中国惠普公司，为中美之间科学、技术合作铺路搭桥，奔波至今，成就了许多互利共赢的美谈。成众志到香港后，应王安计算机公司董事长王安的聘请，转到美国担任高级网络顾问。他也曾几度回国，继续关心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方毅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万事开头难。继吴锡九、成众志出国探亲以后，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其他各界人士，公民自愿出国的口子越开越大，国家对公民出入境的管理，从约束公民的自由，向着保护公民的权利，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如今，夫妻二人分别在国内外工作的情况不再稀奇，只要有经济条件，团聚不再成为难事。引起诟议的反而是一些官员，悄悄把家庭成员和财产转移海外，自己单独留在国内做“裸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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