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上什么声音最刺耳?过去我没怎么想过，每每听到刺耳的噪声，不过是条件反射式地堵住耳朵便罢。但是，那天去看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在那座堪称豪华的电影院里，却让我找到了答案。
大屏幕上真实地还原着1942~1943年中原地区发生过的特大饥荒，浓缩式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老百姓的苦难与辛酸。然而，当银幕上一次次出现形如枯槁的灾民为了活命卖儿卖女卖妻的场面时，离我不远的临排临座的观众席上却传来了阵阵笑声。我起初不相信这是真的，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有了幻听，或者是电影中有意制造的不和谐的立体声效果?但这确实是真的，真的是来自观众当中的笑声。当影片中的乡村牧师为冻饿而亡、死不暝目的人祈祷时，当从饿死的母亲怀中滑落出一个嗷嗷待哺的新生婴儿时，当日本飞机把无辜的灾民炸得血肉横飞时，当一幕幕令人窒息、令人流泪的惨烈场景反复出现时，观众席上竟会传来飘出一阵又一阵男女同胞们的窃笑声!从笑声中可以分辨出有青年、也有中年人。在这一刻，愕然的我才突然明白，这世上最刺耳的声音并不是枪声炮声和飞机火车汽车的噪声，而是那种在自已同胞的苦难与死亡面前仍能够发出的笑声!
实在是太刺耳，也太刺心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先生终于忍无可忍，猛地回过头来，对着笑声传来的黑暗之处，低吼一声：“笑!笑!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这一刻，我忽然联想到了我崇敬的鲁迅先生早年也有过类似的悲愤。当时，还在日本学医的先生也是在电影院，也是从影片中看到了同胞的被侮辱与被残害，也是因为听到在场的中国人无动于衷的笑声，才痛感耻辱、愤然离开。就是这种笑声，让鲁迅警醒：中国人的精神正在得病，医生可以治愈身体的病却治不了中国人灵魂的病痛与精神上的麻木。也正是这电影院里的丑陋一幕，促使他弃医从文，把手中笔变为了一把解剖民族劣根性的锋利的精神手术刀。自此，中华民族少了一位医生，但却得到了一位文化巨匠与思想巨人。
无独有偶，与上述电影院里的笑声同样刺耳的，是不久前“传”来的江西资溪县虐杀野生动物的猎枪声。我们从一段真实的视频资料里看到，在该县所属山林的小道上，猎手拎着中弹淌血被打死的猕猴和麂鹿，得意地笑着说：“它们(指动物)都是傻瓜!晚上，它们怕光，手电一照，它们就不动了，眼睛还反光，我们就朝着它们的眼睛开枪，一枪一个，真准，嘻嘻。”被打中的一只小猴还没断气，前爪无力地搭在胸前，五个小手指还在软软地抖动。“看它们长得多像人啊，那手那眼”猎人一边拨弄着小猕猴一边还在向买家没心没肺地唠叨着……
这悲惨的场景每天都在重演。在资溪这个被命名为“全国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县”、“中国最具原生态的旅游大县”、“全国绿色小康县”的亚热带密林里，每天都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野生动物和鸟类被猎杀后卖到城里的餐馆酒楼。遍布该地的旅游景点和交通要道旁的“农家饭”、“农家乐”小食摊小餐馆更是用“野味猴头”、“地道山珍”、“一雁三吃”的吆喝和广告去招徕顾客。店堂里，划拳声劝酒声此起彼伏，野生动禽的碎骨撒了一地……不少村镇中的商店不仅出售生熟野味，而且还出售捕捉动物的大铁夹。有的店主证实，这种能夹断夹碎动物骨头的“铁家伙”一年就能卖出去几千个……再看看公路上那些运送野味的冷藏货车一辆接一辆地奔向广州、深圳和华南的各大中城市，我们分明看到了一条从捕杀、贮藏、运输、销售到餐桌的流水线，一条疯狂的利益链!疯狂意味着无视法律，疯狂也映衬出某些国民素质中愚昧与贪婪的共存。
当我们为这些笑声和枪声，感到悲哀与忿懑之时，感到欲望与利益在无情泯灭着人性与善良时，是否能意识到，一场旨在维护中国民族道德底线的保卫战，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今天这个物欲膨胀的社会大环境下，在金钱崇拜已经把许多人的精神、道德甚至起码的同情心都吞噬殆尽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同样需要用鲁迅精神的手术刀，去挖掉中国人头脑中的病灶，去割除精神世界的癌细胞吗?如果放任这种精神癌细胞继续危害民族的肌体，如果我们再不去尽快建立一种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如果仍然不去下大气力去纠正种种荒唐乃至颠倒了的道德准则，如果让我们民族的后代在污浊浑沌的社会风气中变成贪婪、冰冷、毫无同情心的经济怪物，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缺少同情心失去人间温暖的家园，无论如何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健康的小康社会。一个道德沦丧的民族即便是富贾天下，恐怕也依然得不到人类社会应有的尊重。
那么这一切又应该怎样加以匡正呢?笔者以为，匡正的前提是要正视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舆论和媒体以及有关的掌控指导部门都在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要不要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尽管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为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所大声疾呼。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鲁迅、胡适，还是后来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李大钊，都从不同角度把改造国民性视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强国的关键环节。愚昧落后自私散漫以及在命运的重压下表现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状态，始终是令我们这些可敬的文化与思想的前辈们痛心不已的民族之殇。今天，同胞们的种种表现，包括在苦难面前发出的刺耳笑声;包括在自然保护区猎杀动物的枪声;包括渗透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中的种种欺诈违法丧尽天良的丑恶行径……所有这些，不都在一次次提醒我们，改造国民性同样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支撑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多年以来都不敢触碰这个显而易见并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呢?
主要是一些思想障碍和认识误区，导致中国高层决策者在这一问题上视而不见，把改造国民性视为畏途，把这样一个在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上理所当然应该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精神与文化的禁区。
最大的误区是民粹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执政党的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推翻帝制的中国辛亥革命予以热情称颂的列宁，就曾经专门著文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反对外来压迫和封建制度中具有进步意义，但同时，这又是一种幻想可以不经过产业化大生产的历史阶段，美化宗法制社会和自然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英文就是people′s will，它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一大谬误就是主张民众运动与民众意识的“天然合理性”。作为曾经的革命党，中共依靠农村农民打江山，也就自然而然对民粹思想情有独钟。如果要提出彻底改造在千百年自然经济中形成的民族劣根性，岂不是会背上抛弃民众的骂名?尽管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对以农民和农民意识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的两重性做了许多尖锐的论述，但仍然没有摆脱农业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羁绊。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民粹主义意识的总爆发。可见，不敢也不愿触动在国民素质中的不良成份，不敢也不愿用先进的文明、文化来改造这些不良成份，是中国执政党自身的短板，也是中共在向执政党转变中仍然没有完全毕业的一大课程。
从这个角度看，敢不敢用先进的文化教育国民，能不能用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运行准则来提高国民，会不会用健康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诚信体系来约束国民，善于不善于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当今世界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进行有机结合，并融入国民意识，从而形成崭新的健康向上的“新国民性”，同样是对今天中国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的执政党的一大考验，也是对中共是否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的一种根本性检验。
最近，习近平在参观某展览后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八个字也许就是被国外舆论称为“梦之队”的中共新领导集体的心路坐标。对照这八个字，笔者不揣冒昧地说，在提高国民素质和改造国民性这个重大问题方面，以往的“空话”、“套话”、“大话”甚至是假话，实在是太多了!“假大空套”的风行疯涨，就必然导致不讲实效的形式主义的泛滥和低俗文化的张狂。而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的肆虐又必定会使“入脑入心”的要求变成苍白的奢望与自欺的理由，从而也就进一步形成了国民素质和道德的真空。正是真空，才让拜金主义财富至上的精神癌细胞畅行无阻，乘虚而入，也让传统国民性中最愚昧、最落后、最龌龊的部分借机还魂。形式主义的“假大空套”在公众的厌恶中，最终为低俗文化、为扭曲的价值观、也为民族的劣根性，打开了大门。一句话，形式主义的“假大空套”在无形中解除了人们的精神防御，让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吃了败仗。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绝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刺耳的笑声、刺耳的枪声，就是国民道德大滑坡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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