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准备如何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没有行动，梦想就有可能蜕变为空想、幻想。想将这个梦想孵化为现实，就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为它提供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如同准备将一枚已经受精的鸡蛋孵化为小鸡一样。
如果你随便在大街上找个人问，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什么?可能许多人会很茫然。我们每个人都仅仅是茫茫人海中的沧海一粟，怎么可能知道这十几亿人共同的梦想是什么呢?如果那个共同的梦想的确存在，是不是足够伟大呢?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旦谜底揭晓，我想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大家一定深有同感，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重现旧日辉煌，重拾尊严与荣耀，乐享幸福与安宁，实现伟大复兴呢?
一个民族到底有梦想好，还是没有梦想好呢?当然是要有梦想。没有梦想，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没有梦想就没有未来，没有梦想就没有希望。心如死灰，麻木不仁，过一天算一天，是一种极度绝望的表现。但有了梦想，却发现这个梦想难以实现，会滋生出更多的痛苦。或者发现这个梦想虚无缥缈，过于宏大，与升斗小民日常的琐碎生活相距甚远，就会慢慢淡忘，最终流于一种口号和标语了。再或者发现这个梦想的实现与否，其实与自己卑微生活状况的改善关系微弱，也就自然会不大关心了。
所以，在国家、民族这个层次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宣示决心层面上。如果没有行动跟随其后，宣示的就不再是决心，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仅仅是想鼓舞一下士气，还没有做好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准备。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准备如何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去努力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没有行动，梦想岂不是成了空想，甚至成了幻想。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已经做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不同的政治家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告诉大家，如果按照他的设计去行动，这个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实现。
从笔者这样一个蹩脚的观察者的角度，要将这个梦想孵化为现实，必须依靠方向正确的行动。换言之，要想将这个梦想孵化为现实，就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为它提供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如同要把一枚受精的鸡蛋孵化为小鸡一样。
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也经历了三十多年，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经济管制横行，社会管理不足，假冒伪劣泛滥，市场失序，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等等。千头万绪，似乎给人无从下手之感。
其实，推动深层次改革的抓手应该是无数个，而不是一两个。如果认为应该很精明地确定一两个抓手，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以点带面，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果把“一发”当做抓手，必然会遇到全身的消极抵抗，乃至积极反抗。所以，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展开，相互配合，否则制度结构就会因为改革的进度、方向不同而日益扭曲，变成一团乱麻，变成一个不新不旧、新旧杂陈的怪物。
改革应该在所有的层次、所有的领域同时展开，社会转型本来就是个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系统工程。避重就轻，先易后难，柿子先拣软的捏，这些做法已经很难再见效了，软柿子已经捏烂了，剩下都是硬柿子了，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硬。当然，我们不是主张激进，主张轰轰烈烈，我们当然同意培养，同意内生，同意协商，但这些都不能演变为一种拖延实质性、深层次改革的借口。
现在可不可以继续不争论，抓住老鼠就行了?问题是现在花猫只想自己抓老鼠，而不想让黑猫、也不想让白猫捕鼠。我们要谨防改革沦为一种概念，一种题材。现在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改革就是深入不下去。
中国的改革难以深化，核心问题至少有三个，一个是改革的目标不够清晰，表达得更不够清晰;一个是缺乏顶层设计;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得不到有效的节制。
目前改革的目标完全不清晰，不同利益集团各怀心事，讲的都是改革，都赞成改革，但在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常常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继续不争论，不打灯，甚至打左灯，向右转?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非常成熟强大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前进的方向盘，他们现在只想让花猫抓老鼠，不想让黑猫、也不想让白猫捕鼠。
解决的办法首要就是要逐步放松对言论的管制，让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都能够张开嘴巴，发出他们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充分的讨论，最终凝聚出关于改革的共识来。只有通过相对自由的讨论所达成的共识，才会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珍惜，才会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真心诚意的支持。否则，改革就会沦为一种概念、一种题材。现在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改革就是深入不下去。
在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中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十余年了。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是自由选择的胜利，中国经济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源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不完善，而非市场经济本身。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不是强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是应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核心是如何让政府的权力得到有效的法律制约，得到有效的舆论监督，使政府的权力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能够在阳光下运行。
目标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就找到了。而且这个目标不是少数几笔杆子闷在屋子里面精心总结提炼出来的，而是全民参与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就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执行。否则就会变成数不清的标语、口号、精神中的一员，就难以从墙上或文件中走进社会生活里来。
目标明确了，才能够进行顶层设计，否则，不仅没有设计的方向，而且还会顾虑重重，总担心左右的问题，甚至担心是不是会被称为反动的问题。顶层设计，就是整体规划。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不同经济区域层面，都可以有自己的顶层设计，不是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够进行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意味着事无巨细都事先设计妥当才能够开始行动，照图索骥。顶层设计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框架、基本原则这类粗线条的东西。顶层设计就是指导中国改革的世界地图，最简略，也最重要。指导各个地区、各个领域改革，还会有更为具体的方案，就犹如还会有省地图、市地图、县地图、城区地图，但这些地图简化之后能够重新拼成一幅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所以，顶层设计，不是不要基层创新，不是只能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顶层的意思是总体，是全局的意思，而不是高层的意思。
通过公开的讨论，也能够有效瓦解既得利益集团阻滞改革进程的负面力量。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好像是水面上飘荡的小舟一样。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可以从逐步减少敏感词的数量，逐步放松对思想言论的管制入手来凝聚改革共识。
因此，实现中国梦，不能依靠表态，而要依靠行动。要通过方向正确的实质性改革来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离开十几亿人各自的梦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成为了无源之水。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个民族，它的每个个体是否心怀梦想?心怀什么样的梦想?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将梦想看做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同时人们的梦想高度同质化，这个社会就是不健康的。
在社会个体的层面上，每个人的人生梦想都各不相同，有的想发财，有的想当官，有的想做诗人，有的想做商人，有的想做警察，有的想做法官。这些五花八门的个人的梦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有什么关联吗?会不会干扰这个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呢?
其实，离开十几亿人各自的梦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记起民族复兴这样伟大的梦想，这样的表述只会在政治性、宣传性的文本中出现，但这一点都不值得你担心。因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个民族，它的每个个体是否心怀梦想?心怀什么样的梦想?
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将梦想看作是很奢侈的一个东西，特别是身处社会中下层的草根阶层，那这个社会必然是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必然是缺乏自由和平等的，必然是缺乏民主与法制的，必然是两极分化的，必然是缺乏光明和希望的。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梦想与希望，失去生活，失去快乐，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整日挣扎于生存线上。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梦想高度同质化，都想做官员，都想进央企或国企，都想出国，这样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样的梦想也不再是真正的梦想，因为它是人性压抑和扭曲的产物。这个社会必然是行政垄断横行，寻租活动泛滥，政府权力得不到约束，缺乏民主与法制，权力和金钱主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务实和世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与贪污和腐败抗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试图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转而向他们曾经痛恨的社会黑暗势力妥协投降，并争先恐后地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以便能够获得犯罪的机会。$nextpage$
如果在中国这片我们祖先已经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地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无论自己是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出生在富有之家还是草根家庭，无论贫富贵贱，都拥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潜力，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追逐自己的梦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全无权贵或政府的压制。他们无需奴颜婢膝，无需忍辱负重，无需行贿收买，无需助纣为虐，无需放弃自己的梦想，无需扭曲自己的心灵，因为他们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愿意，每个人的潜力都能够得到发挥，都能通过诚实的劳动过上幸福的生活，走向成功，而无需依赖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恩赐。这样的信念，才是真正的中国梦。在中国这片古老沧桑、满是伤痕的土地上通过诚实劳动、通过公平竞争、通过发明创造实现的梦想，才是真正的中国梦。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怀揣这样的中国梦，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都有机会尽情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根本不需要被经常提及，因为民族复兴已经变成一个自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这一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否则，民族复兴就一定会失去其微观基础，演变为一句僵硬空洞的口号，演变为一个装饰性符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她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相互友爱，相互尊重，也受世人尊重，并能够对整个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这个民族就完成了复兴的使命。我们不能狭隘地把民族复兴理解为一些标志性事件的成功，理解为某些经济指标的实现。数字并不能完整地呈现出一个民族那些活生生的个体所过的生活。
决定民族复兴大业时间表的首要因素就是制度。在近一千年来，特别是近三百年来，尤其是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她庞大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创造潜力是非常的不相称。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制度，特别是基础性的制度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又激发了我们人性中的不良成分。
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如何把它改造成一片实现梦想的乐土?如何把中国变为一个梦想制造大国?依靠制度变革。在21世纪，决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制度，对于中华民族，决定民族复兴大业时间表的首要因素就是制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实，制度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回顾中华民族四五千年的历史，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何等辉煌的成就，但在近一千年来，特别是近三百年来，尤其是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她庞大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创造潜力是何等的不相称。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制度，特别是基础性的制度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不良的制度激发了人性中不良的成分，使我们陷于内耗，同时强迫我们把聪明才智无穷无尽地耗费于寻章摘句式的文字游戏中，耗费于各类考试之中。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基础性的制度体系去空谈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进程，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对待世界先进制度的态度，特别是取决于执政团队对待其他民族先进制度的态度，有没有政治勇气正视这个问题，有没有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面向未来，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大胆地吸收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
解读中国三十多年来发生在经济领域所谓“中国奇迹”背后的基本逻辑，总结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我想如果我们高度概括的话，其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个字，自由。中国人重新获得了一部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地创造财富，主要是物质财富的自由。仅仅是这一部分经济自由，就使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想见，如果我们的执政团队能够鼓足勇气，用方向正确、内容科学的行动而不是语言开启一个改革的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征程必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回顾过去的改革岁月，不断扩大自由就是我们的基本经验，展望未来，扩大自由同样应该成为我们千万具体改革措施的共同灵魂。
中国人现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自由，但行政垄断横行、经济管制霸道、权力寻租泛滥、税负沉重、竞争性经济领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浪费性的政绩工程此起彼伏，政府项目投资效率低下，国有商业银行不能完全按照商业原则发放贷款，许多行业的产能经常性过剩，私有产权得不到法律有力的保护，等等这些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国富民穷，内需不足，创新乏力，经济管制泛滥，社会管理不足，市场秩序混乱，行政干预无常，经济增长代价高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些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致命缺陷，使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日益走向它的尽头。不重新开启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不继续扩大中国经济的自由度，中国经济是完全没有未来的。
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并不是执政的必需基础，民心、民生才是真正的执政基础。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国民的投资活动和创新活动就会萎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那些基础性制度系统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原始驱动力和宝贵基础。
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来说要围绕下面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保护私有产权，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民的私有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共和国法律强有力的保护，国民的投资活动和创新活动就会萎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选择外流，流向那些基础性制度系统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原始驱动力和宝贵基础。
二是改革国有企业，进行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将国有经济力量主动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市场并没有失灵，国有企业由于其先天在激励和约束方面的缺陷，效率必然低下，因此，一旦失去政府诸如进入管制、补贴等方面的保护，是无法在开放的市场公平竞争中生存下来的。而政府为国有企业所提供的这些保护，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还损害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让许多宝贵的物质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长期滞留于低效的国有企业中，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不会成为执政的基础，民心、民生才是执政的基础。竞争性经济领域中国有企业存在的越广泛，国有经济在政府强有力的保护下越“强大”，中国的市场经济就越难以成熟完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就越难以发挥出来，国民对执政团队和政府就越不会满意。至于许多行业事关国计民生所以需要国有经济主导的理由，是在把国民自己看做是他们自身利益的潜在敌人，是在把国民当做需要防范的对象，在逻辑上荒谬不堪，照此怪论，粮食系统、餐饮业最不应该放开让民营经济力量进入，民以食为天嘛。其实，竞争性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事关黄金白银、绫罗绸缎、珍馐美味、声色犬马、荫及子孙。
三是降低平均税负水平。就其绝对水平而言，中国的平均税负水平与那些福利国家也相差无几了，政府直接支配的国民收入大体上在1/3左右。从相对水平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其获取的税收与非税收入的水平严重不符。看看热心网友搜集整理出来的各地豪华政府办公大楼的图片就能够管中窥豹，略知三四了。站在中国任何一个层次的城市中，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富裕的乡镇，最繁华街道两侧高楼大厦的业主大体上以两类机构为主，政府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只知是天量但又说不清具体规模的三公消费，也是另外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我们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在本质上是累退的。在各个阶层的收入中，越是下层，缴纳的比例就越高;越是高收入群体，其缴纳的比例就越低。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在规模、收入与支出结构和使用效率三个维度上均存在严重的问题。政府财政资金不仅规模偏大，而且支出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偏低。我们熟知的内需不足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了问题。各级政府拿走那么多，国有企业拿走那么多利润，劳动性收入就那么多，内需岂是能够“刺激”出来的?内需又不是口水，说几遍山楂红果就能够出来一些。内需不仅现在萎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也不太可能振作起来，我们在未来需要为现在许多错误的政策承担代价。前十多年过度倚重房地产业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透支了中国国民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再加上老龄化、出口进入低增长阶段、产能过剩、通货膨胀问题等等长期、中期、短期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中国经济的未来不靠深层次改革的猛药是拯救不了的。
四是打破行政垄断，解除经济管制，加强社会管理。垄断全世界都有，名字相仿，内涵却大不相同。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性经济领域中的垄断都是市场垄断，其形成的途径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其形成的基础是创新与效率，其所拥有的市场占有率是消费者自愿选择、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市场对创新胜利者的奖赏。而行政垄断，其形成的途径是政府的限制性进入管制，是政府形形色色的补贴，是强制消费的结果。行政垄断带来的是高昂的经营成本，迟缓的创新速度，低下的市场效率，泛滥的寻租活动。即使是在自然垄断经济领域，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自然垄断也仅仅意味着政府使用财政资金安排预算，自然垄断领域内的企业其建设、运营均可实现民营化。
中国作为一个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转轨的经济体，行政垄断、经济管制是历史的产物，是旧时代的遗产，是我们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笔债务，是中国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巨大的负资产。五花八门的经济管制不仅可以带来丰厚的租金，可以带来权力感，满足管制者的领袖欲，所以，经济管制在中国具有超强的刚性，野火没有烧，春风吹又生。经济管制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秩序又反过来论证了经济管制的必要性、紧迫性，从而了形成一个能够自我验证的封闭循环。中国的企业家们发现他们总有烧不完的香，拜不完的神，磕不完的头，盖不完的公章，交不完的钱，吃不完的饭，喝不完的酒。企业家们不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而是研究政府文件，分析官员讲话，研究领导爱好，这样的市场怎么可能健康。社会各界在语言层面上表现得都好像对官员腐败问题头疼，支持不支持解除经济管制，支持不支持打破行政垄断就是一块试金石，不支持就是假的，就是仅仅在作出一种向往莲花高洁品格的姿态。口头上反腐，不如直接产出那些滋生腐败行为的体制土壤，否则反腐就难免不成为一种选择性执法行为，甚至有沦为权力争斗工具的危险。微博上围殴贪腐官员的狂欢，其折射出的光芒中难道没有包含党政系统中反腐机构失灵的光线吗?
与经济管制所具有的刚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社会管理严重不足，这突出地反映在食品安全领、环境保护领域。经济管制能够带来租金，而社会管理是提供服务，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后者显然是缺乏经济激励的。解除经济管制，打破行政垄断，不是一个要强政府还是弱政府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更不是一个要不要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按照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边界清晰合理、运作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在此基础上政府要强有力，否则就不会是一个有限但非常有效的政府，就无法承担起有效管理这个社会的职责。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一个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好不好，衡量的标准就是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越低，这个制度系统的质量就越高。
对于中国的前途，就长期而言是没有任何理由悲观的，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短期和中期发展路径。要实现中国梦，我们需要先进的制度孵化器。
如何打破经济管制刚性，把政府改造成一个服务型的现代政府，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依靠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官员的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来源于上级，他就会对上级负责，而对民声民意缺乏兴趣;如果官员的权力就其本质来说来源于选票，来源于人民的阶段性审核和授权，他就会弯下身躯倾听民意。
政治体制改革，说起来就不容易、很敏感，做起来就更是难上加难了，难到让人怀疑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整天说鸡汤好喝，但就是不愿意杀鸡，因为有属于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下不去手。凡是不利于强势利益集团的改革都不受他们欢迎，凡是强化他们地位的“改革”，都是他们所欢迎的，这是人性的问题。那些宠物学者选择依附，也是人性的问题。最令人伤感的是那些饱受其苦的弱势群体，受传统智慧的控制，时常下意识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去思考中国的改革，去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于是，深层次的改革就变成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闪着右灯向左拐，指西打东。但没有改革，就会等来混乱与动荡，等来枭雄。
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不会由某个强势利益集团单独操纵，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推动下进行的，即使无助的网民，不也坏了不少贪官的大好前程?所以，对于中国的前途，就长期而言是没有任何理由悲观的，毕竟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古国。一个国家，它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永远关不上了。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演进的潮流，都会推动着中国继续走向开放。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短期和中期发展路径。
要实现中国梦，我们需要先进的制度孵化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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