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前不久刊发了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的特稿和旧照，首次披露了他们生活工作和成长经历中的许多细节，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讨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特稿和旧照还原了领导层“普通人”的一面，拉近了和民众的距离;一种观点认为，最高层披露自身经历和家庭状况，意在为官员的财产公开“铺路”。而更多人则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公开化和透明化的走向。
的确，官方媒体这样刊发政治局常委的特稿和旧照，不但在过去30多年，乃至在中共历史上，甚或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包括家庭)信息进行严密封锁，谁如果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不管是成心还是无意——都可能遭来杀身之祸。之所以如此，根源在权力高度垄断的传统政治中，有关统治者的一切都关乎其安危和政权得失，因而，泄露其信息会被视为是对统治者权威的挑战，是不可容忍的。故统治者及其身边的权力集团，也千方百计地掩盖其个人信息，尤其是那些可能给统治者带来不测事件或影响民众对统治者形象的信息，把它们作为国家最高机密予以保护。
尽管时代已经变迁，传统社会也早已进入现代社会，但传统政治的此种思维长期以来并未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得以清除，有关领导人的信息——特别是个人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信息——在官媒中，被严格禁止，成为一个神秘地带，只有少数人了解。在这样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人的聚会中，人们都将打听领导人的信息作为一种消遣或谈资，传播一些捕风捉影或毫无根据的政治八卦、生活八卦、家庭八卦，特别在权力交接班的时候更是如此，进而导致谣言满天飞，误导民众。
要想破除领导人政治谣言市场或政治八卦市场的存在，就必须对领导人的个人和家庭信息进行政治祛魅——用信息公开的办法，打破公众对领导人的政治好奇心和政治神秘感。新华社这组特稿和旧照，就起了这方面的作用，它向政治透明和政治民主迈出了一小步，值得赞赏。
这组文章，不仅让人们看到领导层“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也让人们了解领导层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决策方式，是一份研究领导人的绝佳材料。如前所述，中国政治传统习惯将统治者神化，神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距离，一是通过隔离。距离本身会制造一种好奇心和神秘感，而在过去，信息传播的途径又非常有限，百姓连近距离接触到官员都不大可能，更别说遥远的最高统治者，这就为统治集团神化自己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统治者和百姓距离的产生，有着客观因素，但本质在于传统政治权力的封闭性。正如马克思曾批判的，国家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权力垄断造就了专制，也制造了隐蔽性，权力垄断和权力主体的自我封闭使国家权力成为公众无法涉足的“彼岸世界”，趋向于神秘化。隔离指的就是此种状况。因此，政治权力运行过程越封闭，距离越远，百姓越不可能看清统治者的真实形象，当统治者高高在上时，人们就只有仰视和膜拜。
但是，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中，如果领导人或官员还通过这种方式来神化自己，保持神秘感，尽管会使得民众产生好奇之心，却也会导致政府和民众间的疏离，久之就会造成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因为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的政治是一种大众政治，即民众参与的政治，领导人的权力归根到底来源于民众，因此，过去宫廷政治的运作方式显然不适应今天大众政治之需。假如政治过程不向社会开放，会造成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丧失。
从政治的本义来说，是众人之事，即政治具有公共性质，是众人政治。政治的此种属性自然要求民众有知情权。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民众一种基本的、基础的政治权利。领导人作为握有公权力的公众人物，他不像一般的大众明星一样，享有所谓个人和家庭信息的私密化，因为如果将此私密化的话，人们就难以知道领导人会不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力为自己及家庭谋私，其作出的决策会不会损害民众的利益。所以，领导人的工作与生活应该向公众开放。事实上，担当公共政治人物就意味着私人生活要政治化、公开化。尤其在目前的网络时代。互联网的即时效应，使得民众参与政治的时空渠道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们获得政治参与的机会成本越来越低，即使官方仍然掌控着核心的舆论关口，但要想像过去一样封锁信息，难度空前加大。这种情况下，政治开放透明就是最好的应对办法。
在现代社会，人民权利越来越成为国家权力的目的与归宿，走向未来的过程就是国家权力向人民权利复归的过程，人民权利每提升一步，意味着国家权力公开性将前进一步，也意味着其神秘性进一步随之消减。因此，主动公开领导人工作、生活与家庭的相关信息，既可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又可树立亲民形象，维护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形象;当然，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现代政治的公开和透明、参与和监督之需，是中国政治走向开放和民主的起始。
除政治意义外，这组文章可能还透露出另一个值得关注、“耐人寻味”的信息，即此届中共最高领导层可能已经确立了“习李双核心”体制。判断依据有三，一是此次七常委特稿，新华社是分三次发出来的，习李乃最先同时刊出。二是特稿篇幅不同，习的最长，达到15000多字，李7700多字，其他常委则在3000字左右。习是李的2倍，李又是其他常委的2倍多。这说明相对其他常委，李离习最近。中共在文宣上从来都很讲究，核心之外的其他常委，不管其排序靠前还是靠后，所享受的文宣待遇基本一样;也就是说，虽然李在常委中排名第二，但特稿篇幅应该和其他常委一样长，而不会像现在相差一倍多。三是特稿对习李的描写与其他常委不同，习李特稿有大量工作和生活细节的描绘，而其他常委则少得多。这也可以看出李之地位与其他常委不一样，向习比肩。
“习李双核心”体制当然不仅仅是在这次特稿中有所体现，从李将接任总理却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来看，李的地位和权力就比总理固有的地位和权力要大。自中国的领导体制走向正轨后，在权力谱系中，中共总书记作为领导核心是排第一的，接下来是人大委员长，第三才是政府总理，这个排序是为了体现人大的权力和权威，因为人大作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是要节制和监督政府的，理应排在政府前。中共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人大委员长更应排在总理之前，所以，在十八大前，曾一次传出李将任人大委员长之职。现在虽然距2013年两会还有一段时间，但总理职务非李之莫属，为什么此次安排打破政治常规?应该不仅仅李是前任常委之故，而是有加大李之地位和作用，以制约习之用意。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这届领导体制就回到了江泽民前三年的状态。那时李鹏也以总理之位而排名第二，以钳制江。实际上在“江时代”的前几年，中共领导层是“江李双核心”体制，尽管名义上江被赋予唯一核心地位。
“江李双核心”有“八九”之后的特殊情况，姑且不论，中共这次为什么要安排“习李双核心”呢?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政治强人时代的离去，中共内部不管哪一支势力都无法做到一家独大，垄断权力，因此，在人事安排上就存在一个妥协平衡的问题。虽然从中共的整体利益出发，各派要推出一个共同核心——此核心当仁不让地落在总书记上——但为了制约总书记专权，需要推出另一常委来担当平衡力量。虽然该常委没有核心之名号，可实际所起作用，是另一核心。这个平衡力量，一般自然落在排名第二的常委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李之不正常的安排。
“习李双核心”对中国的政治格局及其未来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中共未来的领导体制会从此形成一种“双核心”的惯例和传统。如是，则有利于中共党内民主的发扬。因为民主的含义之一，就是不同势力之间的相互妥协。“双核心”表明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存在，对中共的决策民主，乃至保护公众利益，都有好处。所以，假如本文分析无虞的话，说明中共的高层民主已初步成型。退一步，即使李不是事实上的另一核心，但有一点非常明显，即李的权力和地位要大大高出其前任温，从而，为李做事和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比温大得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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