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正文

轻车简从才能贴近群众

tebiebaodao 2013-03-23 16:14:30 晓海/文 总第196期 放大 缩小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规定一出,好评如潮。此项规定是中共高层领导自提出转文风、改会风以来又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中共领导人努力践行党的宗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轻车简从体现良好政风

  官员到基层中去开展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可以采取的形式有很多种,以车辆成群、前呼后拥的面貌出现是一种,轻车简从、简化接待的考察调研又是一种。然而近年来,前者的做法越来越常见,深入基层调研在某些部门和官员那里完全沦为了摆官派、讲排场的“机会”和“载体”。此种做法形成风气之后,势必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衣食住行”看似官员个体的“私事”,但在外出考察过程中,实则代表着政府形象,会对调研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轻车简从一来节省公费开销,二来方便联系群众,无疑是一种良好政风的表现,深受基层和群众的欢迎。

  首先,从科学调研的角度看,轻车简从有利于贴近民众,了解真实情况。前后簇拥、车队送往,豪华宴请接待,指定的路线参观,安排好的地点考察,这样的调研能了解到多少实际情况呢?下基层本来是要接地气的,结果反而有可能为“假象”所蒙蔽。众所周知,随机性的调查比指定性的调查、直接的调查比间接的调查更易于接近事实真相,而轻车简从为这种真实的、科学的调研提供了可能。轻车简从的工作作风还能使老百姓看到政府的廉洁、官员的诚意,进而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赢得支持和信赖。

  其次,从行政成本的角度看,轻车简从有利于减少浪费,提高效率。下基层轻车简从,既不折腾基层,又不干扰群众,同时还节省了行政开支,是一举几得的好事。近些年来,老百姓把一些官员的调研考察形容为:“下来一大串,陪同一大片”,“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调研成了“劳民伤财”的一场“奢侈秀”,下基层变成了“吓基层”。但凡有社会经验的国人都知道,一般来讲,接待的规矩是,如果是部委级的领导下到乡镇级,省领导要陪同,市级主要领导和市部门领导要陪同,向下可以诸此类推,可想而知光陪同人员就要达到多少位。如此这般实在是浪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真正的社情舆情却没调研到,成本大,效率低,几乎是百害无一益,群众怎么会满意?

  再次,从法治社会的角度看,轻车简从能够较好地体现官民平等的地位关系。官员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虽然不同的级别配有相应的待遇标准,但其身份是“公仆”,即公务人员,政治地位与群众是平等的。尽管出行调查或考察带有执行公务的性质,但动辄带着大队人马,交通管制,警车开道,显然有特权因素在作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特权必须被摒弃,轻车简从,体现了一种法治精神,不经法律允许,不可以影响他人自由行动,类似封园、屏蔽众人等做法,都是传统社会人治时代官员出行的常规表现。何况,这些带有特权性质的奢华接待和宴请,耗费了巨额公款,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这让那些尚居无定所、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困难群众情何以堪?

  此外,这些所谓调研带来的“劳民伤财”、“宣示官威”的现象,还会形成官场潜规则,败坏社会风气。由于人治时代在中国具有太过漫长的历史,所以一些人的公民意识还比较薄弱。当看到官员的“显赫风光”,很可能会像当年刘邦看到秦始皇出行一样,内心滋生出的“羡慕景仰”之情,生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慨,继而也投身于体制内权力的角逐中,这是对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一种背离。所以不可小觑官员出行“奢华行头”的副作用,它绝对是社会进步的“负能量”。

  2012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深圳视察,没有长长的车队,没有封闭任何道路。所到之处,没有铺红地毯,也没有清场之举,受到民众和中外媒体的好评。在国家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下,各省地区纷纷响应,湖南等地迅速反应,要求省委常委全体同志身体力行,轻车简从,带头贯彻执行中央改进工作作风的规定。官员出行树立轻车简从之风,将会赢得社会的赞誉和认可。$nextpage$

  轻车简从难,难在何处

  提倡官员外出考察调研轻车简从、贴近群众由来已久,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官员热衷于摆官谱、要面子,只要外出便大动干戈、警车开道、前呼后拥,严重脱离群众,使真正的调研考察的目的落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官员出行轻车简从难,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也有官员自身为政观念和社会传统文化等多重原因。

  首先,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文化的核心是“权力”本位。在古代传统社会,官员的舆服和出行是统治者构建政治权威、维护统治秩序的必要手段。古代官员的服饰、车驾轮舆、随从仪式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别,甚至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所以官员出行不论是“公干”还是“私行”,“威风凛凛”的阵势是合理的、必须的,目的是要“镇”得住百姓,让百姓从内心感到畏惧、崇拜和威仪。“官威”与“法无可测”同属于人治社会“驭人术”的一种手段。当然,摆多大的谱儿和威严的排场都来源于民脂民膏。但是即便如此,官员过分奢侈,也会引起高层统治者的不满。明代著名元辅张居正还乡葬父,乘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内分卧室及客室,两名小童在内伺候,总兵戚继光专派鸟铳手队随从护卫,所到之处,地方官一律郊迎,当地藩王出府迎送,阵势太过“嚣张”,也招致了万历皇帝的不满,为死后也被“清算”埋下了伏笔。

  当今的一些官员也比较好面子,出行愿意摆官派,无非出于当年项羽那种功成名就不炫耀,“犹如锦衣夜行”心理基因。但也有的官员是因为缺乏能力的自信,希望靠外在的官威来安身立命。如同当年慈禧太后过生日要摆阔,大清都要亡了也要“摆”,她的道理是如果你自己不像体面像个样子,连奴才也会欺负你。相信现在的不少官员下基层,如果遭遇接待的“礼数不周”,都会勃然大怒。有这种思想的官员说明他还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没分清“主仆”关系。

  其次,政绩考核机制不完善。上级到基层来调研视察,基层为什么要竭尽全力盛情款待?主要是因为下级政绩考核、领导的任免升迁,上级都有决定性权,否则下级干得再好,老百姓再得实惠,入不了上级的“法眼”,也是白搭。上级调研考察团来了,即便其中没有“实权”人物,下级也不敢丝毫怠慢,总得把“灶王爷”的嘴用甜糖粘住,免得他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进谗言”。如果下级的工作开展得不好,更要对调研考察团伺候周到,吃好喝好,走的时候还要带好,只要不让群众靠近,不让真实情况露馅就成功了一半。这种政绩考核机制,几乎没有群众的评价权、话语权,民生大事不问民生,服务群众却没群众什么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基层官员的眼睛一律向上,为上倾情服务,对上全力负责。

  再次,政府财政缺乏监督。三公消费历来广为诟病,其中大量的接待支出更为群众不能容忍。官员调研过程中的车马费、餐饮费如果所占行政费用的比重过大,显然是不合理的。而目前状况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关于财政预算决算,几乎少有咨询互动,政府部门没有解释、媒体没有充分报道、专业人士无解读、群众无法质询,在财政不够公开、不透明,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公款奢华接待成为一种必然,被接待的上级满意了,下级也趁机陪着“享用一把”。既然公款是“唐僧肉”,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却完全缺位没有发言权,即便不合理,不割白不割,上去割一大块“唐僧肉”又能怎样呢?反正无人干涉,无人制止。如此下去,滥用公款摆谱接待之风更会大行其道。

  发挥制度约束

  与社会监督的双重作用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传统之一,轻车简从是新时期下,中共对自身的重要成员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时,避免脱离群众的一项要求。国家领导人率先践行,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仅有号召和模范引导是不够的,要想改变以往形成的一些官员“豪华”亮相、“奢侈”接待之风,把轻车简从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长期坚持下去,还需从建立制度约束、社会监督机制两个方面入手,拿出“硬”措施来。

  建立违反轻车简从规定的惩戒制度。下基层调研轻车简从,还只限于“规定”,处于“号召”阶段,但近年来奢侈浪费的公款接待之风似有愈演愈剧之势,所以必须下猛药,严格惩治。要制订违反轻车简从规定的惩戒制度,不但令行禁止,而且还要制订详细的可操作性的惩戒条款,对于违反规定的,视情节(浪费公款的数额损失情况)轻重予以相应的处罚,这样才能给热衷于滥用公款、操办陪同接待的官员套上“紧箍咒”。

  建立政府财务公开制度。遏止公款接待,就必须公开政府财务。2008年5月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部门公开预算、决算信息。几年来,各地已开始逐渐公开相关信息,这标志着政府要向社会晒账本,而且今后要建设“玻璃钱柜”,随时向纳税人“汇报”并接受“质询和监督”,其中的重点是三公消费。从2011年8月起,北京、陕西、上海、四川等省市按照国务院要求,相继公布了“三公”经费支出账目。2012年4月,国务院再次要求省级政府要在两年内全面公开“三公”经费,并推进公开部门预决算。2012年7月,中央部门开始向社会公开2011年部门决算,并同时公开“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等有关数据。这些都对官员摆排场,公车消费,滥用公款的有力约束。但是,毕竟“三公经费”公开尚属开始阶段,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专家提出,账目公开时应该更加详细,要有总体数据,还要有数据得出的过程,细化和明确“三公经费”的概念和标准。当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后,官员出行的“排场费用”、公务接待有关情况、行政经费支出将一目了然。深圳的政协委员日前提出,“三公”经费支出应从单位、用途、额度、时间、地点、效益、预决算7个维度上公开,向百姓交“裸账”。公开的细目如果不能让卖菜的大婶看懂,就不是公开。

  建立社会监督机制。一是建立媒体、组织和公民监督政府的预算、决算,以及了解“三公”经费用度的制度。“三公”经费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公车私用、公款铺张接待的乱象,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加重纳税人的负担,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单是预算公开还不够,还要赋予群众监督权,“哪些钱是必须花的,哪些钱是可以节省的,哪些钱是坚决不能动的”,都要尊重群众和政协委员的合理建议,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像打着调研旗号,大肆铺张浪费的接待现象,必属于整治之列的重头戏。

  二是对于一些官员或者政府团体包括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其工作人员违反轻车简从规定的,社会组织、媒体和公民可以随时向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举报,并协助调查提供信息。这两项事务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必然会调动群众协查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务网站及时或定期邀请群众参与举报或监督官员出行的相关事宜,遇有违反“轻车简从”规定,大耍“官威”的官员,及时制止并严肃查处。

  一年到头,公款接待、资源浪费到底有多少,确切数字不知道,但群众看到的是奢华的蔓延之风,和越来越脱离群众的官员。长此以往,这种腐败还会影响经济建设进程,成为政治生活的痼疾,让老百姓寒心、政府失信,危及党群干群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八项规定,体现了中央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建设廉洁政府的坚定主张,只要措施坚决,制度有力,一定会得到收到良好的效果,官员调研轻车简从就会成为常态。

  (作者系《学习时报》社副编审)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