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理解中国政治有很多维度，但有三个维度比较重要。
一是历史的中国维度。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祖先，在很多的传统政治典籍里面，对于中国未来政治理想很简单——丰衣足食，就是老百姓有衣服穿，要暖饱;河清海宴，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这实际上对今天的中国很大影响，这是传统资源，实际上历史也是结构化的。
二是今天的中国维度。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从19世纪海通以来，中国不能孤立存在，很多事物是要面对西方的。那么，政治上有一些事物和问题，比如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实际上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并不否认这些东西，只是说对这些东西要加以新的解释。西方价值，在新的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共高层里面，已经承认了许多。世界的中国就是变迁的中国，那么，变迁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的结合，传统古典的政治理想与现代的世界政治文明的结合，如何结合?这在未来五年的改革里面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地方的中国维度。中国改革以来的地方实验、创新、推动，很多来自于地方。包括选举问题，肯定是和地方政治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很重要的问题，没办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地方自治。很简单的来讲，地方自治就是地方之人管地方之事，地方之人怎么管，可以通过选举来完成，这是没办法规避的。中国30年，假定未来还有30年的话，这三个维度恐怕是我们来理解中国政府发展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包括我们刚才讲得选举、协商和参与。
关于中国政治，我比较同意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中心教授肖滨讲的“垄断的原则和市场的原则”，我则把它理解为集权逻辑和分权逻辑。集权逻辑，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跟台湾真不大一样，胡鞍钢说“四个中国”，我非常同意，中国很不平衡，中国体量这么大，这样的国家，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那么是很难管理的。现在国家建设的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从分散的历史走向整合的历史，就是集权的原则。当西方人面对封建王朝的时候，也曾经把现代国家理解成中央政府的贯彻能力和渗透能力。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社会运动不断的发生发展，提出了公民授权的问题，政府的权力或者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社会权利两方面都有发展。
关于中国改革，有很多战略性的问题，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从战略来讲，所谓政治发展战略，就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比较认同的意见，就是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当然，经济建设会涉及到政治层面的问题，社会建设也是这样的。大体上，我个人觉得这样的逻辑应该可以成立：现有比较强大的国家，出面统一法律体系，统一赋税，统一官僚体制，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里面慢慢弄好，慢慢开展政治建设，政治分权，对于国家稳定转型比较重要的。
19世纪中叶以来的共产党国家，集权体制基本上起着主导作用。1978年分权逻辑又发生了，现在是集权的逻辑为主干，但是交织着分权逻辑。集权逻辑本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权力怎么控制权力?分权逻辑也是矛盾的，分权怎么避免权力高度分化。集权化的东西引起很多人的批评，有时候可以看到，社会理论高度的活跃，一会儿在政策层面，一会儿侧重这个，一会儿侧重那个，呈现出不平衡。总体来讲，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安排。在这样一个安排过程里面，会把传统的东西，如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与现在的，比如说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东西结合起来，能不能结合好，这很难说的。
可以看看共产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要长期执政，至少30年或是50年，当然执政的人希望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党主立宪的东西很有意思，他们未必接受这样的提法，但可以给他们讲清这个东西，讲清了就可能接受。但要实现这个党主立宪，共产党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
一是共产党执政原则。执政行为要和现代的政府原理相契合，主权在民或者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有宪政府，法制政府，党的执政、做法、理念、原则绝对不能背弃现代的政府原理。这是谋求长期执政很重要的条件。
二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的统治集团，要实现制度化的轮替。放弃通过原来的毛式的政治斗争且有时候很残酷的方式实现轮替。如果做到了，就可能长期执政。这是长期执政很重要的条件。
三是中国共产党精英集团在危机面前保持共识和团结，这也很重要，在1989年，恰恰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建设没有给予很好的重视，知识界的运动，社会上的运动还不发达，因此危机的链式发展没有呈现出来。
四是党的基层组织要和整个社会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实现良性互动。我在上海开过一个会，有人做了一个课题，就是说在非公企业、三资企业等民间社会组织里党的组织怎么扎下根，怎么成为示范性或者统摄性的组织。对于这样的党组织建设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是失败的，有人认为没有什么结果。基层成立了支部，也开展了一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成为用于寻求人际关系、寻求社会资本的活动。但在我看来，不管怎么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如果和社会各种民间组织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就很有可能形成长期执政的很重要的基础。
五是党的意识形态能不能引领社会的话语，能不能成为社会统治或者引导的文化。
上述五点如果都做得到的话，政治改革基本上是强调党的领导，但社会慢慢会有很多活力;政府有足够的权威，公民有足够的自由，社会有足够的公正，这样一个局面就可能就会规避掉竞争性的民主或其他一些很尖锐、很敏感的话语和诉求，整个社会可以看到慢慢放开的趋势，分权逻辑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尽管还可以看到集权逻辑仍然在起着作用。
我觉得，未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或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撇开共产党作为强大集团的利益或诉求。政治是很现实的，把这么一个强大的集团或群体撇开而谋划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政治结构的重要变化，肯定是各种因素、各种活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这方面确实需要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倒逼”，不断撕开口子。这样来看，这个过程肯定有十年，或是二十年，可能还有三十年，这是比较漫长的。
如果说从1978年到现在，再过30年，党的双百目标能够显示得比较清楚了，那么，共产党这么走下去，再过几百年回头来看，今天就是历史上讲的路易十四时代，或者贞观之治，共产党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曾经领导完成了中国的转型，即使那个时候它的使命结束了，但人们也还会铭记在心的。当然，以后怎么样不知道，但中国肯定不应该像当下所看到的情形这样。这是我能想到的社会发展的过程。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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