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目前不仅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而且这种发展趋势并没有减缓的迹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也将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毫无疑问，它既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也给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需要各个国家正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这一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但是，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在各国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未来将影响甚至主导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和国际地位。因此，对它的认识就不能只局限于自身的发展变化，还要放在国际视角中进行动态和对比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刻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本质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合理定位，及早制定和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部署。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三个显著特征
通过与其他国家对比发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首先，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快速逼近发达国家水平。据联合国的统计与预测，中国在2000年以前，其60岁及以上人口虽然略高于欠发达国家水平，且与发达国家始终存在较大差距，但其增长的速度几乎等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从1950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欠发达国家的一般特征。从2000年开始，中国进入老龄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迅速提升，表现出日渐脱离欠发达国家阵营而向发达国家行列加速逼近。具体来说，201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接近于发达国家1960年的水平，之间相差了50年;2015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略超过发达国家1970年的水平，差距缩小到45年;202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略超过发达国家1985年的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到35年;2025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接近于发达国家2005年的水平，仅仅相差了20年;到2035年，中国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时间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到10年多一点，这种逼近发达国家的速度才开始放缓，但总体趋势未变。因此，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几乎和发达国家一样。
其次，人口老龄化危及中国经济崛起，可能会陷入老龄危机。纵观世界150年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已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在2000年刚刚迈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时，人均GDP仅仅856美元，物质基础较为薄弱，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的特征。因此，中国未来几十年这种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态势，必然会带来一场深层次的人口结构革命，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冲击，同时又反过来对几亿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活力产生深刻的影响。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除了改革开放的制度因素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人口红利期”。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可能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劳动力老化与不足、日益攀升的医疗费用、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社会缺乏创新意识等，而导致发展速度减缓。一旦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减缓，就可能会陷入老龄化危机。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老龄问题可能比中国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带来更大的危险。
其三，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中国可能会处于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制度、科技、军事、教育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脱离不了人的劳动和社会活动，因此毫无疑问人口年龄结构是制约国家竞争力发挥的关键因素之一。从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增长较为温和，且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仅高于同样为人口大国的印度，而与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差距较大，人口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劳动力资源丰富，对承接欧美日等经济体的制造业提供了较为有利的人口条件，中国政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抓住了这一人口契机，实现了经济转型，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开始加快发展，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快车道，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将快速丧失。到203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为26.4%，不仅大大超过印度，而且还将超过美国并接近欧洲。如果仅从人口角度分析，那么目前这种依靠年轻劳动力而构筑起来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很难维系下去。换言之，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发展必然意味着中国制造增长优势的逐步丧失，必然带动世界经济格局的相应调整。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五点建议
显然，如果不及早采取行动，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冲击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复杂得多，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但是，只要我们积极应对，制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积极落实各项战略安排，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冲击。
第一，重新评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尽早做出适当调整。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30多年，在控制人口规模、化解人口基数过大与资源相对有限的矛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是，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人口出生率已经明显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与人口规模过大的矛盾已经正在上升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在客观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调整生育政策的可能性和具体措施。人口出生率一旦降下来，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惯性，试图恢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将变得极为困难，例如韩国和新加坡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来虽然取消了这一政策并鼓励生育，但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趋势始终无法逆转。因此，中国需要立刻着手评估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可能情况下越早调整生育政策，越有利于为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另外，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欧美发达国家在缓解人口结构矛盾时，一直将“接受和融入移民”这一政策工具纳入到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组合中。但是，中国既不是传统的接纳移民的国家，也没有条件在未来采取这一政策(受到人口基数过大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约束)。因此，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空间狭小，必须及早对生育政策做出评估和调整。
第二，准备并推出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并消除就业体制性障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但是这几年民工荒在东部地区频繁出现并呈日渐蔓延之势，“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或者即将出现已经成为一个广泛争议且尚无定论的问题，因此就此断言中国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还过于武断。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如此迅速，那么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即使不在现在，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不期而至(虽然人口老龄化不是引起“刘易斯拐点”的直接原因，但它可以促使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时研究并解决劳动力市场体制性缺陷将有助于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目前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只有50岁，而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也不过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都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的预期寿命和老年健康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日渐缩小，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提高退休年龄和改善老年人的就业环境，将增加老年人就业作为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的中短期目标。当然，目前就业压力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何时以及如何推出提高退休年龄政策需要慎重考虑。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提高退休年龄并不是一次性提高几岁，而是每几年才提高1岁，一般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达政策目标。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提高退休年龄应该早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的时间。当然在提高退休年龄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就业市场政策和失业保险政策等相关改革配套制度。
第三，加大教育投入并鼓励社会办学，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几十年来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已走到了尽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过程中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降低或代替“三高”物质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建设一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队伍，管理创新的转变也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新型管理人才，而这些人才就来自教育。同样，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必然导致劳动力相对稀缺，如果没有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力资本总量必然会萎缩，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从而削弱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和经济基础。因此，加大教育投入并提升教育质量不仅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另外，还要看到，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在正规教育上仍然欠账很多，因此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加强：一是尽快普及中等教育，降低辍学率;二是继续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三是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四是强化各级政府教育经费预算约束，并逐步提高教育投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五是鼓励民间资本，加大社会办学比例，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教育质量。
第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培育和发展老龄产业。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职业人群到城乡居民，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正在朝着“广覆盖、低水平、多层次和可持续”的预期目标稳步向前迈进。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还相对有限，仍有大量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农民并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差距加大，特别是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已经广为诟病，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差距也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社保基金高度分散，投资渠道单一，管理水平低下，如果不能尽快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将对未来社保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造成巨大威胁。应该看到，上述问题和隐患之所以还没转化成现实危机，与目前人口老龄化还不太严重有一定关系。但是，到2020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降下来，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变得非常严重，可以说，从目前到2020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是中国改革并完善社会保障的“机遇期”，如果过了“机遇期”再解决这些问题必将难上加难，甚至会因为路径依赖而无法破解。此外，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形成一个巨大的且日益细分的老年消费需求市场，而到那时单纯依靠老龄事业将难以满足老年人各种需求，因此中国应该高度重视老龄产业的培育与发展，让企业积极参与这个市场中，为老年人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但是，鉴于目前中国的老龄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我们急需做如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二是积极鼓励、引导和规范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资本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三是引导老年人转变消费观念，树立新的消费观。
第五，倡导积极人口老龄化，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78亿，占全球的五分之一，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制定应对战略时首先应该认真全面地剖析老年人不同层次的需求，即生存需求、感情需求、发展需求、价值需求和归宿需求;其次要充分认识到不同层次需求的不同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在政策设计方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老有所需”是老龄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要围绕“老有所需”和“老有所求”做文章。其次，要根据老龄问题的严重程度来排序设计老龄政策的具体内容。再次，老年人需求不纯粹是社会和家庭负担的代名词，因为老年人的价值性需求将对一个健康的、生产性的和成功的老龄化社会做出贡献，这是认识老龄问题关键中的关键。解决老龄问题可能有多把金钥匙，其中最重要的一把金钥匙就是要充分关注并满足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这也是中国制订老龄政策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第四，对不同的人群要采取不同的对策。如对独生子女父母应该设立养老补偿金制度等。第五，老年人的自立自助是积极养老的第一原则。家庭和社会要创造条件激发并满足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这是积极养老的第二大原则。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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