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如何发展为灾难?
今年年初我访学台湾，跑了很多大都市。印象最深刻的，是它们的人性化。进地铁，会发现上厕所的指示标牌非常显眼，因此上厕所很方便，不需要费力找。地铁还设有母婴候车区，女性夜间候车区等等，以方便各式各样的特殊人群。在街上过十字路口，会发现给行人放行的绿灯时间足够长，你可以很从容地过马路。不像大陆的城市，你看到绿灯亮就赶紧过街，但绿灯时间往往短到赶紧也没用，还没走到对面红灯就亮了，你只得跑步穿过。
而我在台湾看到最多的，则是都市救生设施之密集。我住中正大学，图书馆每个楼层，都能看到显眼的逃生提示。教师宿舍楼的每部电梯旁，也都有逃生提示以及救生设备箱。
不必太多铺陈。台湾都市的基础设施之人性化，对生命的精密和全方位的呵护，已可窥全貌。
也是在中正大学，一位教授对我感叹：你们大陆的城市发展真快，每次去都是新面貌，城市景观越来越现代化，都赶英超美了。当时我淡淡一笑，说：你看到的都是硬件。那时我认为大陆城市差的只是软件，硬件还是很发达的，要肯定的。
但是，北京7•21水灾之后，我对大陆城市的这点信心，也没了。原来即便在硬件层面，大陆的城市也往往是不过关的。光鲜亮丽的，能够赶英超美的硬件，都只是地面上的。地下的硬件则因为看不见，往往千疮百孔一片溃败。以至于一场大雨，就把堂堂首善北京打回了原形。
甚至，不只是地下的硬件问题。后来披露的北京水灾的种种悲剧性细节都证明，很多死难者都死于地面的重重杀机。如果，气象预警能及时送达每个市民，让他们知情，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北京市政府更重视气象预警，周密布置，而非明明是灾害性天气仍放行大型活动;如果，地面的救援足够有力，不至于连防汛设备都奇缺，则很多死难者本来是可以生还的，北京水灾的生命损失也不至于那么惨重。
是软件也是硬件的问题，是地下也是地上的问题。全方位的问题，整个系统的问题，整个系统的几乎所有细节的问题。是所有这些暗伏于系统中的魔鬼，潜藏在细节中的魔鬼，合力放大了灾害的效应，最终，把天灾发展为人祸，发展为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
号称首善之地的北京竟也如此不堪一击。这才是中国城市最大的危机：缺乏文明的系统和文明的细节。无论软件硬件，无论地面地下，都缺乏人性关怀，都缺乏对生命的细致入微的呵护。本来，因为人群过于密集，城市最需要对生命的系统呵护，每个细节都必须尽善尽美而绝不容丝毫瑕疵。因为细节上的任何一个瑕疵，都随时可能发展为吞噬生命的黑洞。所以，对于城市来说，第一位的要求，应该是生命的绝对安全，然后才是发展。这即是说，生命在所谓发展之上。
但遗憾的是，生命在所谓发展之上，抽象的理论层面可能不会有任何人反对。在实践层面，却往往大相迳庭甚至南辕北辙。
细节不可能凭空捏造。要夯实细节，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细节的背后，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更深一层说，是城市资源配置格局的问题。事实上，北京7•21水灾之后，有关当局已不得不承认，北京排水设施是当年向苏联学的，标准低而且不科学。这即意味着，北京地下管网还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遗产，甚至很多还是明清时代的，凑合着用而已。地面上的城市景观，二十年甚至三五年一变，地毯式的大拆大建，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不惜血本。地下管网却鲜有闻问。可见北京的城市资源配置格局，基本不考虑北京的地下管网。北京地下管网是北京的城市资源配置的盲区。
这畸轻畸重，其实凸显了资源配置者对生命的态度。既然是这样的态度，所谓细节的夯实，又何从说起?
让我们来看看邻国日本吧。新世纪周刊报道，三十年前的一场生命损失巨大的水灾，激起日本社会的激烈讨论和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日本城市排水设施的天翻地覆：
日本东京郊区的琦玉县国道16号线地下约50米深处，潜藏着一道被称为“地下神殿”的人工河川——首都圈外郭放水路。修建这个全长6.3公里的河道，花费了约2400亿日元和14年时间。2006年完工后，放水路还拥有5个直径30米、深70米的巨型竖井。
在河川管理方面，花费20年时间、约1000亿日元投资的环形7号线地下调节池亦于2007年完工，该调水池能收容水量达54万立方米。至此，东京“外水泛滥”基本上得以控制，1982年之后再没发生浸水房屋过万的水灾。
东京还修建了十多条地下干线，其中之一是投入约540亿日元在2007年完工的和田弥生干线。在易受水害的重点地区共设置了18条雨水存积管及多个雨水调整池。此外，将原来的铺路变为渗透性铺路，地方政府还提供补贴，推动各家设置渗透井。
日本如此，香港如此，台湾如此，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可说是无一例外。这其实是典型的国际惯例。很多国人谈到自己的海外旅游观感，往往会自豪地说：发达国家不过如此，比我们并不强多少。他们所比较的，当然仅仅指他们看到的城市景观;但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景观。他们看不到旅途中脚下的风景，即对生命无微不至的精心呵护。那呵护意味着怎样天价的资源投入，更意味着怎样深沉的人文传统。那实际上是在打造一个个巨大的生命方舟。城市第一位的属性是生命方舟，所有城市资源的配置理当以此为第一原则。而这理念，恰恰是中国城市建设，或者说中国城市资源配置体系所最缺乏的。
这才是中国城市建设最大的问题。最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否则，城市生命救护系统脆弱之极，甚至首善之地北京都难例外，灾难接着灾难，悲剧连着悲剧，伊于胡底?
悲剧有一次都太多
灾害是世界性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脱。投入再大，体制再完善，都不可能做到零灾害。区别只在于有没有准备，有没有从灾害中不断学习和提升的能力，以尽可能杜绝灾害发展为灾难的所有体制漏洞。
发达国家往往是这样做的，这正是发达本来的含义，即文明层面上的发达。也有灾害，也不免死人。但几乎每一次灾害，几乎每个人的牺牲，都能够激起整个社会的重视乃至反思，都能调动纠错机制，对体制漏洞进行地毯式的排查，让其无所遁形。因而几乎每一次灾难，每一次牺牲，都能用社会进步来补偿，都能换得生命方舟的升级换代。
这方面最经典的，是历史上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事件。泰坦尼克悲剧引起航海界的巨大震动，直接催生了世界第一部航运安全法规，从所有细节上规范航运业尤其是造船业。比如规定所有客船艇筏应在发出弃船信号30分钟内载足全部乘员降落水面，比如规定救生艇容量应能满足所有乘员。吞噬生命的泰坦尼克式黑洞从此永远关闭，大型游轮整体倾覆的悲剧再没有重演。
如前所述，日本三十年前的水灾也引起日本社会的震动和反思，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尤其排水设施的完善都是反思的直接结果。从此，日本虽然频繁遭遇暴雨袭击，但像三十年前那样的悲剧，是一次也没有了。
悲剧有一次都太多。悲剧最多只允许有一次，绝对不许重演。所以，必须抓住每一种悲剧，最大限度亡羊补牢。这是发达国家通行的规则。这规则反映到制度上，就是每一次悲剧发生，都会有媒体地毯式密集的自由报道，从各个角度深入挖掘;都会有民意机关和社会组织的第三方独立调查，调查完全不惜时间和成本，结果对社会完全公开;都会有对政府的严格问责，会有官员甚至整个政府班子下台作为代价;还会有相应的体制修复。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死人，而是连死人，甚至大规模死人都无法改变什么。每一次悲剧都只能哀悼而不能改变。用生命都铺不出通向黎明的路，用生命都撞不破夜的门，这才是最大的悲哀。显然，发达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悲哀。他们已经永远告别了这样的悲哀，建立了让人祸无机可趁，无法让灾害发展为灾难的一整套防微杜渐的机制，实现了良性循环。这才是对生命强有力的保障，造就生命方舟的终极圣手。
而发达国家能有如此终极圣手，原因无非在于政府性质，即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所谓责任政府，首先是对人民的生命负责。生命是最大的事，对生命的呵护不允许有任何纰漏，有任何纰漏都会激起社会公愤，直接威胁政府本身的生存。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或者任何一届政府，在拿生命当儿戏。所有制度安排，所有资源配置，都必须向生命防护系统无条件倾斜。
压力只能来自民众的倒逼
比较之下就很清楚，北京水灾为什么会那样惨烈，北京的生命防护系统为什么那么不堪一击。
其实北京水灾之前，类似悲剧，就已经不断上演。最典型的是济南的7•18大雨，罹难者达二十余人之众。而且据专家调研后的结论，大部分罹难者之死，本来都可以避免的。但是，无论济南的大雨，还是广州的大雨，还是南京的大雨，无论哪儿的大雨，无论损失怎样惨重，都不能引起反思，都不能激活纠错机制，灾害不断发展为灾难，灾难不断升级，然而我们从中什么都学不到。每次都是交白卷。人血不是水，事实上却是人血如水。而这才是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所有黑洞中最大的黑洞。
这甚至，已经形成为一种潜规则，一种亚文化。常有这样的传闻：某地某校，女生在宿舍被潜入的流氓强奸，事后学校用力最多的，是怎样把受害者的口封住，怎样用尽手段把受害者摆平，而不是法办凶手和查找制度漏洞。这是流行模式，哪里出了事，当事官员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受害者的苦难，不是造成问题的制度黑洞，而是怎么掩盖真相，让自己逃脱责任。为此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如此，哪里还会有反思的空间和纠错的空间。
发达国家的政府是责任政府，首要责任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其实旧时中国亦然。旧时中国官员，其第一责任就是四个字：保境安民。而当下中国的政府性质，与古今中外都有区别，即它主要不是责任政府，不是所谓保境安民，而是经营型政府，即企业型政府，主要任务是创收盈利。以致有“经营城市”这样公开的口号。
如果干脆就是企业，倒也好。因为企业都讲安全生产，都讲社会责任。而且企业不是立法主体和执法主体，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安全生产、社会责任有没有落到实处，政府和社会都可以监督。企业也就不敢马虎。但如果政府同时也是企业，它那么强大，垄断了整个的国家暴力机器，中国国情下，真正的监督制约都是谈不上的。那么它要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社会责任，谁能拿它有办法?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前所述，城市资源配置重地面，轻地下，重发展，轻救生，就是政府轻安全生产、轻社会责任的集中表现。城市资源配置都是为了逐利，为了马上变现。譬如广州地铁新干线的开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拉动沿线的房地产，从而拉动政府的土地财政。以至于明明人群最密集、最需要地铁的社区地铁进不去，恰恰荒郊野外有地铁延伸。蛋糕总量就那么大，用于投资逐利的多了，当然用于公共服务的、用于生命防护系统的资源就少了。这即是说，经营型政府之所谓经营，这种政府定位的根本错位，客观上是对城市生命防护系统的资源争夺、是对生命安全的挤压。最终，不可能不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
问题不多不少，不深不浅都摆在那，任何一个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现在讨论得怎样清楚，其实意义都不是很大。关键是改变。如果没有切实的改变，一切讨论就都是口水而已。而要改变，就不是讨论本身所能完成的。需要压力，压力只能来自民众的倒逼。只有民众的倒逼才能压制体制内的惰性，迫使体制有所改变。而这，就需要民间的集结，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民众必须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公民权益尤其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恰当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政府有所敬畏，也才可能真正激活纠错功能，把吞噬生命的黑洞减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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