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是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两种不同的方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看不见的手”作用的自发性往往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失衡即所谓的“市场失灵”，这就需要“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干预市场，调节市场运行均衡，刺激经济稳定增长。然而，“看得见的手”管得住什么?中国“扩内需，调结构，稳增长”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手段?
市场调节为主 还是政府干预为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是市场调节为主还是政府干预为主，这不仅是经济学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面对现实经济问题难以但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0世纪30年代，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经济学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对此前100多年来主张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学形成了极大冲击，学术界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认为，就业水平决定于总需求水平即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也是企业主的利润达到最大化时的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宏观经济运行失衡即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为了提高有效需求，达到防止大量失业和经济危机的目的，凯恩斯提出应该由政府出面来干预经济，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进而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当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是不足的，凯恩斯主张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以及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低贴现率、贴现条件，降低准备金率等手段降低利率进而刺激总需求。凯恩斯特别强调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西方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凯恩斯强调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经济政策主张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无力解释西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现象，新自由经济学有所抬头，但各国政府仍然执行着“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政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开始遭到怀疑和责难，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主张又大行其道，再次被多国学者所提及，其政策主张也成为各国政府大肆干预市场的理论依据。市场调节为主还是政府干预为主又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争论焦点。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凯恩斯主义还只是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来介绍和评论，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不大。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需求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影响在中国开始逐步显现，但凯恩斯主义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际发生影响则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中国物价水平出现负增长，经济不景气开始蔓延，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1998年初，中国政府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问题，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刺激出口等应对措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采取了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手段;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1000亿元，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主要用于农村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共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带动经济景气回升。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增发国债1100亿元和1500亿元，除投入基础设施项目外，还启动了一系列消费需求政策措施和出口退税政策，刺激消费，鼓励出口。
实践证明，1998年之后一段时期中国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缓解了通货紧缩趋势，稳定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说属于凯恩斯主义的范畴，是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实验，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的方式也成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方式。
2008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剧烈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堪比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的大萧条，对中国的经济造成的冲击比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要大得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央行5次降息，共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2.16个百分点;3次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共计2.5个百分点。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为中小企业开拓了更多融资渠道。与此同时，还调整了证券印花交易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实施了一系列激活经济的救市措施，缓解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2008年底，开始出台实施总规模4万亿的一揽子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扩大了对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通过扩大有效需求，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措施的规模和力度前所未有，与前一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一次的力度更大，措施更多，取得的效果更加显著，对国际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主张在中国的具体运用。$nextpage$
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勿庸置疑，但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和批评在中国学术界也从未间断。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在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回升的过程中，货币供给增长过多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出来;政府投资规模过大，对经济的调控力度过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通货膨胀、加重政府债务负担、积累公共财政风险等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不能简单“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有功也有过。
由此可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是市场调节为主还是政府干预为主的争论在中国也从未中断。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指导。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家看来，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是与“市场失灵”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和调节利益关系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及市场机制的主要局限性和缺陷是：(1)不完全竞争和垄断(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发生都会使市场机制削弱或失灵，并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2)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积极的或消极的)使等价交换原则难以实现;(3)在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4)市场竞争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经济上的分化和社会收入不公;(5)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波动、工人失业、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等问题，单纯靠市场调节很难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周期长，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使竞争中的弱者难以承受;(6)市场竞争本身难以体现和保障国家利益或社会共同利益，不能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尽管在一定限度内，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
承认政府干预市场的必要性，同时也就承认了政府在调控经济方面的作用。但是，不能认为，市场存在缺陷的所有方面政府干预都能够弥补，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都能解决。政府和市场一样都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不是无所不能，不能低估市场机制的作用而高估政府的作用。(1)政府干预总要支付一定代价，所产生的积极结果也会伴生某些副作用或副效应(如效率损失)。(2)政府决策也可能出现失误，政府的干预政策也就不一定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3)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一样，也有失灵的可能。例如，政府活动的成本和收入相分离，不能产生硬的预算约束，可能导致资源的滥用和浪费;政府机构存在集团或私人的内在目标，有可能偏离政府的公共利益目标;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平等;政府执行职能同样会派生出外部性;作出的决策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有可能延误时机。(4)片面强调政府对需求管理的作用会忽视供给管理的积极作用。(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独立地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空间日趋缩小。此外，政府执行职能需要一定的国有制经济作基础，而过多的国有制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基于上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活动的结果未必能校正市场失灵，政府的“缺位”或“越位”，甚至会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
既然市场与政府都存在着“失灵”，那么解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就不能一味主张市场调节或政府干预，宏观调控必须双管齐下，交叉相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仍然需要经济的稳定增长。稳增长不仅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且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中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达到本轮经济周期的顶峰，2008年经济增长开始进入回落期，但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路径和趋势并不会因此改变。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中国政府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还有空间。必须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加强预调微调力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减少流通环节税收和费用，减轻小微企业税负。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在促进投资当中，要注重投向、注重结构、注重质量和效益。要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进一步拓展外需。稳增长政策还要与财政、金融、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结合起来，要用改革的办法，市场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扩大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巩固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扩大政府职能。他所说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诱，目的在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凯恩斯赋予消费需求一种独特的地位，值得我们重视。虽然他把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的有效需求并列，但却总是特别强调消费需求对投资需求的制约作用。他确认，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如果消费需求减少，资本需求也将减少。因此，他提出“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满足消费者。”“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这些可以作为中国实施扩大消费需求战略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实施扩大消费需求战略必须搞清楚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西方经济理论来看，刺激经济、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外贸出口“三驾马车”，前两驾马车构成内需，后一驾马车构成外需。如果一国外贸环境恶化、出口增长缓慢甚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是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两种不同的方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看不见的手”作用的自发性往往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失衡即所谓的“市场失灵”，这就需要“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干预市场，调节市场运行均衡，刺激经济稳定增长。
然而，“看得见的手”管得住什么?中国“扩内需，调结构，稳增长”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手段?
然而，扩大内需，刺激增长要靠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驾马车齐头并进，并驾齐驱。如果说，投资需求是“供”，消费需求是“求”，则只有保持两者的供求平衡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者来看，消费需求是基础，投资需求的扩大会受到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因此，要从根本上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不能单靠增加投资，而必须扩大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关键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实施消费需求战略，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必须兼顾投资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一方面要继续扩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要加紧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调整消费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也就是说，扩大内需不仅要扩大投资性的需求，而且要注重最终消费需求;不仅要通过投资来解决就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要通过结构调整，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来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以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稳定较快增长。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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