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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年代的三位好领导

liaowangzhisheng 2012-08-02 18:18:09 ■丁东/文 总第176期 放大 缩小

 

最近,85岁的书法家林鹏先生将近著《平旦札》送我一册,读后感慨万端。他在山西省人事局工作多年。1961年,曾经以工作队长的身份,到山西运城县常平公社主持救灾,让老人孩子把粮食从食堂拿回家自己做饭吃,并且用红枣、黄豆、花生、甘草、黄芪、百合、麦麸等做成浮肿丸,一人一天吃一丸,使当地不再死人。他的书里还记录了一件当年的真事: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满满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人们喊道:‘都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饿死人了,是我的责任。大家要抢仓库的粮食,不要抢,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济贫,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老小。’然后他就打开了仓库,按人口分粮食,有条不紊,人心大快,村里再没有死人。事后,他到县委投案自首,县领导有的主张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的主张不杀,杀了要引起民愤。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刑。’判了这支部书记十九年徒刑。这支部书记服刑期间,家中老母、老婆、儿子享受烈士待遇,支部书记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后来文革中红卫兵造反,也没有造这个反。村里闹夺权,夺过来夺过去,这个规定没有改变。全村人都知道这是活命之恩,嘴上不说,一直就这么办。捱到三中全会以后,新市委做出平反决定,派人专程去千里之外的监狱接出这位支部书记,他的刑期还差几个月。村民们知道支部书记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他。村里搭了戏台,要唱大戏,梆子腔,点的戏有意思,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唱戏,台下大哭。”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山西的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可惜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同一年代,湖北省洪湖县也有一个感人的县委书记,名叫李金玉。他1955年到洪湖上任。头一年为了保住下游的武汉,洪湖县被定为泄洪区,全境被淹,满目疮痍。李金玉顶住了合作化运动的大潮,鼓励洪湖百姓加强生产,搞副业,洪湖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市场活跃,野鸭、鱼、虾、藕、莲蓬、菱角,到处都有卖的。周围的县市因为害怕,不敢这么搞,都很羡慕洪湖人,说洪湖人生活好,连湖南人也跑过来买东西。1958年大跃进,洪湖县也出现了粮食、渔业、棉花产量下降,物价一路上扬的现象。1959年6月开始,浮肿病人大幅攀升,周边地区开始饿死人。地委书记找李金玉调粮食,说,“我给你们磕头也可以,作揖也可以,只要你们给粮食。”李金玉软磨硬顶,说,“我先要解决洪湖自己人吃饭问题。不管咋样,都要把群众的坛坛罐罐装满。”他鼓励农民搞副业,可以大养鸡鸭鹅猪,并一再叮嘱,“大家闷头干,莫吭声。”这样,三年困难洪湖没有饿死一个人,人口还有一定的增长。而洪湖所在的荆州地区,仅1960年就死了115,844人,远高于每年5、6万人的平均死亡人数。灾荒过后,李金玉因抗上付出了沉重代价。《洪湖县志》记载: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召开社会主义教育万名干部大集训,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荆州地区志》记载: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织对洪湖县新堤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记载: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文革中,李金玉先被关进牛棚,又到乡下劳动。但农民知道他是救命的好官,处处护着他。直到1978年,李金玉才恢复职务,1984年离休,2002年病逝,享年80岁。

说了基层的事,再说高层的事。

大饥荒年代,甘肃省是重灾区,饿死了100多万人。省长邓宝珊是对浮夸风表示异议者之一。邓宝珊将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年代敢于当面向蒋介石直谏:“我愿把领导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导拥护成拿破仑。”先后参与促成北平、绥远和平解放。1949年以后,他在甘肃虽贵为省长,但因为是民主人士,并不掌握实权,没有能力改变该省的决策。他只好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甘肃饿死的人的不满和无奈。1960年,邓宝珊直接给毛泽东送去了一份礼物,想让毛泽东知道甘肃人吃的是什么。毛泽东收到的礼物是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自然,这样的举动甘肃省委不会不知道,邓宝珊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埋怨和攻击,但他却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很轻,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兰州会议,张仲良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汪锋接任,开始采取措施,抢救人命。这个决策和邓宝珊的举动是否有关,我不得而知。

古人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说的一位村支书、一位县委书记、一位省长,在“极左思潮”占主流的年代,为救百姓于水火,做出了超常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不会忘却他们,后人永远敬重他们。我并不奢望如今的官员能像先贤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但面对手中掌控的公共权力,保持一些慎重;面对普通的民众,心存一些敬畏,并非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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